五国攻秦的那一年，与急遑遑的士兵擦肩而过的，有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书生，擦着脸上的灰尘和汗水，反方向而行之，来到了负海之国——齐国，此时齐威王新死，儿子齐宣王继位不久。龙腾小说 Ltxsfb.com
这个老书生就是儒家的“亚圣”孟子，他刚刚在魏国魏襄王那里碰壁。
孟子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妈妈原来住在邹国马鞍山下的鬼村，到处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觉得有失斯文，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家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喧嚣热闹。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母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俎，念祖，案板子。豆是盛放篮子）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还有一次，有一天，孟子看见邻居磨刀霍霍，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妈妈，隔壁干什么呢？”“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妈妈笑了：“给你吃啊。”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撒谎吗。
于是，孟妈妈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才。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有一次孟子从学校回来，被孟妈妈问及：“你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烦恨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妈妈气坏了，立刻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自我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20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五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眼前一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去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入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这么个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了，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如今到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于是他拿着自己从儒家那里学到的仁政药方，跑到中原大梁的魏国来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讨一份工作。
孟子的年龄，比希腊同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BC427—BC347）小上37岁,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提出了“中庸调和”的理论，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有钱的人掌权可以，但要照顾一下穷人。
孟子也是这种相对温和的“仁政”思想家，他跑到魏惠王（魏罂）那里，宣传仁政。
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成语出处），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
不料孟子大怒：“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个人有力，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亚里士多德说的“社会动荡”，但是后半句话的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从加强王权和取缔分封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的取缔分封，变成职业官僚，并受法令监控制约，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但是显然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孟子的办法不但无效，甚至它会误导人而有害，后代的人不了解他说话时的用意，只信奉他所说出的字眼，受了他的重义轻利的观的影响（而这种观不过是他用于巩固君主地位的不有效的办法，但大家把这个却当作修身的个人价值观来信奉），就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一个增加了，一个就要减少。于是后代中国人都不务利，而只求讲德义。所谓谋道不谋食。导致了人们进取务实精神的滑落。其实，吃饱了肚子，穿上愉快的丝帛，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大义。义和利本来是没有冲突的。但后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
魏惠王见孟子不许讲利，就发牢骚说：“好！那就讲义吧。我治国，也算讲仁义的啊！我河内饥荒，就把灾民移于河东，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政治，还不如我会做。可是我的人口也不加增，邻国的也不见减少。” （注：河内，是指L形黄河横部分以南，河南省。河东，是L形的竖部分以东，山西省）
孟子又拿大话压人了：“您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您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孟子的意思是，您刚才说的固然是仁义之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魏惠王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那你说我还该怎么办啊。”
“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就这么些小儿科的知识来给魏罂对付啊！我真服了you。陈腐之至，陈腐之至。说来说去就知道个“不失其时”，这是个最基本的小东西，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远远得更多！殴打！严重殴打！看来，当需要拿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仅次于大圣人孔子的“亚圣人”孟子就显得捉襟见肘、问东答西了！回答得幼稚可笑。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孟子要打的广告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这就是行“仁政”），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所谓王道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包装打造的周文王、商汤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路子！但可惜是包装的。）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如果你少打仗修城垒而行仁政，让农民有机会充分发展农业，但你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后果一样不堪设想。所以当时打仗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不是君主能主观完全控制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所以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但说一下子就能“王天下”，却实在是不可能就这样能行！
所以，打仗求霸和修民养息，是一个矛盾，孟子靠后者而实现前者，是非常不通逻辑的。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众国之王呢？如果孟子这个办法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又要积极地对我打仗。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能积极对外扩张打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是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消极地看待和思考国家发展国力之术，注定在当时也包括在未来任何国际竞争激励的时代，他的思路都是不对的，不有效的。
司马迁都嘲笑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没有说自己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我看是对的。
当下之计，对于魏惠王，就是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综合政策，包括从抑制分封等土地经济基础的革命上来动手，而不是仅仅“不夺农时”这么一个极表面化的肤浅的手段去求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所以，综合来讲，“行仁政”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财富不是在国就是在民，行仁政只是把财富从国多转向去民，但并不能增加财富总量，当你未来要扩张打仗的时候，还得把财富从民集中抽向国，总量并不怎么增加。“行仁政”行来行去，并不能怎么增加财富总量、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财富总量，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这个问题全在法家的学说中来实现了，儒家孟子者流给出的办法根本不行！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但魏惠王不如他能说，不能辩倒和诘难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惠王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惠王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罂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干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惠王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惠王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人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日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儿子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襄王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在稷门外，在从齐威王以前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来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稷下先生们的博学洪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窜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那，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
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其实，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
为什么“行仁政”是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手段呢？孟子为此清晰地注解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宣讲仁义，国君就可以让下面的臣子不反他，得到了崇君的效果。行仁义，也就是行仁政。
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发展国力，因为人们都仁义了，就是自觉努力工作了，国家就发展了。这样就“仁者无敌”了。
至于荀子所强调的礼，也是为了实现孔子的崇君的中心的，我们就不解释了，想想就知道。
在稷下学宫里呆着的人，名气呆得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比如孟子就终于见到齐宣王，向齐宣王大谈特谈。（当初魏惠王没接受他的学说，现在又来忽悠齐宣王了）。
齐宣王先请他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的这个的（谈这个掉价儿）。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是仁义的表率，引导全国人民提高仁义水准，全国人都仁义了，都乖了，国君就稳当了，国家也就大治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我说的行仁政！！！”——又来了！还是老药！
齐宣王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能推行仁义，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行仁义学说（简称仁政）实行起来，就像捡起一根羽毛，折断一根树枝那么容易，您当然可以啦。上次，我看见您祭祀的时候热爱大动物，不忍看见老牛哆嗦，就把老牛饶了，而去改宰山羊，这是仁心发现啊！（山羊就不需要仁了？）
“从这件事情看，您就是君子啊！君子远庖厨嘛！作为君子，您却使用武力杀伐，想制服秦楚，开疆辟土，莅临中国而抚有四夷，这真是缘木求鱼啊（成语出处）。”
“为什么呢？”
“您想啊。如果我老家邹国人跟楚人战斗，有戏吗？”
“没戏啊，肯定输。”
“所以，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您以一国之众，想压服海内八国之大，不等于以邹敌楚吗，必有大难啊！”（可是人家秦国怎么就能实现一国压服八国了！人家走的法家的路子啊，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齐宣王虔诚地问。
“行仁义啊！仁者无敌！行仁政的话，仁人无敌于天下啊。”孟子拿出了自己的药方。
这回，孟子比在魏国的时候有进步，不再说小动物发情了，拿除了一个多少像是一个学说的东西。
“仁政就是以仁的感召力和德行来征服人，您搞仁政，就可以使万民心悦诚服，诸侯相举来朝。您岂不就王天下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孟子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来，“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才是仁政的核心意思。“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也就是中国人后来常说的“假仁假义”。真的仁义推广，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没有利害之柄，赏罚之劝，他是不会好好干建设的。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有几个雷锋第二和焦裕禄第二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和《吕氏春秋》的观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知怎么搞得，“大贤”孟子一顿胡咧咧，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礼遇。齐宣王授与孟子“客卿”的高位（客座教授），重用孟子了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齐宣王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和驾驭群臣所必须的“法”，他长期任用庶弟、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此人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接连把持朝政达30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在军事上，田文采取远攻近交之策，徒耗国力而一无所得。
田婴、田文父子长期把持朝政，使齐国齐威王时代的朝气和加速度变成夕阳西下，后来齐国被五国联军合击而一败涂地，不复能与秦国抗衡。
孟子建议齐宣王行仁政，对大臣们宣讲仁义，这样大臣们就不会向上欺负国君了（“未见有义的人会把国君的利益放在后面”，孟子说，这也是孟子认为行仁政的第一个好处，巩固国君地位，大臣讲仁义就不上犯君权）。可是田婴、田文却不讲什么仁义，向上忽悠国君、抢权，毫不客气。宣讲了半天仁义，只是落得臣子口上装着一个假仁假义罢了，骨子里则作奸犯科。
如果是用法家的学说的话，首先，田婴作为宗族亲戚没有足够大的功，就不能上岗。上岗以后，又有一套法令、考核和赏罚约束着他，上述田婴专权的事情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
一旦国家遭殃、衰败，对民众还有什么仁可言。行肤浅的仁义，只能导致最后的大不仁，全民跟着受罪。孟子把人性定义为本善，却得到了恶的结果；法家把人性定义为本恶，却得到了善的结果。
我们换一个搞仁政的企业来看看。这样的企业，通常“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就是他们的座右铭，上一天班，毫发无损——所以叫平平安安。多干少干、干到什么标准都可以，因为领导仁义，不计较。不该奖励的也给他吧，该处罚的高抬贵手算啦，仁嘛。
领导想用他的仁义来感化大家，对员工这么好，按道理员工就应该也争脸了吧。不料，员工却并不仁也不义，从主管到员工，个个都混日子，厂子越来越穷，根本没有竞争力，终于倒闭，大伙下岗。你从大仁，变成了大不仁。推行仁政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在的社区，通水通电、卫生维修、基础设施等服务水平特别差，大街上涂涂抹抹办证广告、垃圾遍地没人管，那这些相关职能机构的领导们一定是实行仁政的：单位里的人一定是沐浴着仁风荡漾，上班打游戏看报纸来的，根本不去作为，直到某一天出了大事，被媒体爆光把他们全体解雇下岗为止。
齐宣王的府里有一个庞大的王家乐队，里边光吹竽的就有三百人，有个五音不全的“南郭先生”，也模仿大家摇头闭眼的样子，鼓着腮梆在里边“滥竽充数”。齐宣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无从发现。其实是可以发现的，你对臣子们搞监察考核，谁干得不好就立刻知道了，用法家的办法。但你是仁政，怎么能这样呢！行仁政，就是你自己做优良表率的带头作用，让大家都自愿学你（这是仁政的第二个用处，孟子说，发展国力），而不是用监察考核的办法来逼着大家。所以不做考核而用仁义教化。而且你让南郭先生下岗，让他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这也不像是行仁政啊。于是南郭先生啥都不会却照样白拿工资，没人管，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好处，大锅饭吃得又甜又香。这在法家流行的国度，是绝不可能的，有绩效考核呢。
以行仁政的思想来管理一个乐队，一个乐队尚且无法管理好，那么使用仁政来管理一个国家呢？能使国家强大富有吗？呵呵。
圣人一叶而知秋，从这一个乐队，也就可以看出行“仁政”之后的齐国的政府和朝臣们的现实了吧。
齐宣王还喜欢射击，喜欢被人挑大拇指赞叹：“大王，您能拉动强弓啊！”其实他何尝拉动强弓，最多不过三石。他的左右跟班的，假装试着拉这弓，拉到一半儿，就呲牙叫唤：“不行了，不行了，拉不动了。这弓不下九石的力气，不是大王您，孰能用得了它啊！”
于是，齐宣王到死都以为自己能拉动九石强弓，岂不悲哉？
齐宣王不用法家的“术”，于是身边的人蒙蔽他，他都察觉不出来，至于朝内强权大臣“田婴父子”架空他，他就更无如其何了。仁政嘛，怎么能使用法家那一套察举监控下属的“术”呢。于是，他甘于被蒙蔽，成为一个空虚的道德壳子，高挂在春风掀动的大树上。
齐宣王的道德建设、仁政建设有声有色，终于给他自己和旁人留下了一些代价昂贵的美谈。
有一个高士颜觸，“高士”就是高高地卧在床上不上班每天睡到自然醒的人，比“坐家”还边缘的一种人。有一天，高士颜觸到齐宣王那里申报户口。齐宣王说：“谁是颜觸啊，颜觸站前边来。”
颜觸不动弹，上边又问：“颜觸在不在？上前来！”
颜觸气势凛烈，蔑视王权，说道：“大王上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