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着走着，他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皮肤褶皱而黑，穿着白色西装，站在人行道上，张开双臂，向行人发着传单，那白色的西装笔挺，在工人新村外油腻的人行道上显得荒谬且格格不入，像是一只飞蛾掉进了泔水里。行人避之而不及，好像是躲避什么令人害怕的东西。当崔老师走过老人的时候，他递给他传单，用带着浓厚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说，
“先生，信耶稣吧。”
崔老师盯着老人的脸看了一会儿，好像不理解他说的话的意思。
“先生，信耶稣吧。”
老人又说了一遍，崔老师接过传单。传单上的标题白纸黑字写着五个大字，“耶稣也爱你”。
“先生，你知道苦难的日子何时能够结束么？”
崔老师摇了摇头。
“先生”，老人继续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说，“信耶稣吧，至少他还爱你。”
老人褶皱的眼里开始流泪，崔老师不好意思停留，便快速低头行过，走了七八步，他看到马路边的排水沟里，挤满了废纸，那都是老人的传单，写着耶稣也爱你的，和性病的小广告，开锁的小广告，找小姐的广告一道，给行人揉成一个团，投到遗忘的黑洞里。他感到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上海真是一座魔幻的城市，这里的地下，埋着唐的砖，汉的瓦，希腊的柱，罗马的画，如果你仔细挖，也许还能找到些许英吉利的黄金和法兰西的楼，德意志的枪炮和苏维埃的高墙。这片土地结出来的果实多少带点魔幻现实主义，英吉利走了，法兰西走了，德意志走了，苏维埃走了，留下这一座具体且多雨的城市，和两千四百万无时不刻都想做爱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工人新村的六层赫鲁晓夫楼，晾衣杆挑着乌云，春天代表虚无的幻想，四月是顶寂寞的月份。
大街小巷那么多蓝色的黄色的外卖员，骑着电动车摩托车，争分夺秒地，庸庸碌碌急急忙忙地活了一天，有的被汽车撞倒，再也没有爬起来。人民医院前门，五六个老人，蓬头垢面，依墙而坐，穿着发黑的棉袄，漠然地盯着上街沿的一块红牌，上书“拥抱新时代”五个金色大字。老人前方的地上，铺开了一块瓦楞纸板，用工整的楷书写着清爽的毛笔字：我们是某师某旅某团某营某连某排的战友，为国效力一生，现在得了肺癌，急需治疗，被医院拒收，请人民群众给我们一个公道。
可怜的人的纸板上都写着可歌可泣的故事，但那一块承载苦难岁月的瓦楞纸板却又使得整个故事那么廉价，那么荒谬，弱不禁风。而谁又能分得清真假呢，这是消除了国界与文明的时代性悲哀。崔老师这样想着，叹了一口气，往老人的纸板上放了一张二十块纸币。没想到那个老人捡起钱，用自己干枯的手握住崔老师的手，把钱又塞还给了崔老师，那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叫花子，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公道。
公道，多么冠冕堂皇的字眼，可公道是无形的，二十块是具体的，就像体制是无形的，红色的横幅是具体的。谁都想要公道，谁都想要二十块钱，这就是这座城市，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崔老师想到了自己，读了那么多的哲学书，世界还是那么乌烟瘴气。他想到了马克思说的，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应该改变世界。他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改变世界，又何其困难，哲学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座避难所，避开外面的乌烟瘴气的上海，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城市带着自己的不满，每一个人又深深地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生活，就像叔本华说的，人生，无非是在得不到的痛苦与得到了的无聊中钟摆似的摇，生活便是在这无尽的无聊与痛苦中，显出它荒谬的本质的。在无尽的钟摆的荒谬轨迹里，他看到了祁晓雯，看到了医院前的老兵，看到了信耶稣的老人，看到了成千上万成亿上兆的，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渴求公正的人。但是他毫无办法，因为自己也是这无数人里的一个。
星期三的下午，古老的阳光一如既往地光临这温暖如牛粪般的人间，和他回忆里的八十年代一样，搪瓷杯冒着热气，寂静占了上风，每道光线里都镌刻着忧郁，风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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