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明威的时代，浪漫主义由现实主义所代替，“半”变成了具有超人意志的“硬汉”。而《老人与海》里的主人公桑地亚哥，则是一位不向挫折屈服的“老硬汉”。有人认为“海明威显示的新的文学敏感性有孤芳自赏的味道”。这话说对了一半。海明威与惠特曼一样，都有一份自恋情结，都在通过写作不断地向自己理想中的男人模式靠拢。你很难分辨他们是在讴歌伟大的男子，还是在赞美自我。不管怎么说，这不同时代的两位美国作家都在强化文学的性征——都在努力创造一种绝对男性化的文学。
海明威把风格定义为“压力下的优美”。这种压力既是来自外界的，又是作者自己施加的。或许，任何作品都需借助一定压力才能产生——就像喷泉被一只无形的手挤了出来，形成婀娜的射线。我们从它的造型可以想像出力的轻重缓急。那么，海明威自身的风格是什么呢?是急促、生动、简洁与单纯，仿佛有行军的鼓点伴奏似的。美国评论家利奥*布劳迪说：“通过一种经过锤炼的简洁的新风格、运用语言的节奏、新闻式的散文和意象派诗歌的生动精确的形象，能够传达出主题的力量（按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说，是非文学性的）。海明威在他的这些早期作品里似乎同时兼有杰克*伦敦的直截了当和舍伍德*安德森的敏感。直接和简练是他最大的优点。”
海明威的校旱中，已经很鲜明地出现了工业的气息——至少，也是铁匠作坊的气息。用铁锤反复锻炼所造就的慎密与严谨。有人把海明威的文风形容为“电报式的语言”——我觉得那更像是在炮火催促下抢发的电报。据说他习惯于站着写作，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坐在火山顶上或火药桶上写出的。不仅传达出内心深处的一种压力，更表现为一种速度——速度同样也能造就优美。“你为什么如此缺乏耐心？”“因为我的心随时都可能爆炸——我不得不尽快地释放。”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和海明威的一段对话。
惠特曼和海明威，是美国精的代言人，或者说，是美国分别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力推举的两个文学偶像。他们本身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应该说是应运而生。就像前苏联的文学偶像是高尔基一样。海明威在我眼中，不过是“美国的高尔基”。（当然，也可以说，高尔基是前苏联的惠特曼或海明威。）高尔基并没有比老托尔斯泰走得更远。海明威也是如此，他是美国最早的流浪校旱家杰克*伦敦的延续。这就是高尔基或海明威的共同悲哀：二十世纪的文学偶像，却在写着十九世纪风格的校旱，注定他们只是怀旧的（而不是超前的）作家——比文学史的节奏整整慢半拍，所以他们也极有可能在新的文学时代逐渐成熟之后被彻底抛弃。毕竟，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卡夫卡已经诞生的时代。
校旱的美学将发生一场惊人的“政变”。落伍的偶像必定随同“旧政权”一起垮台。现代主义将在对古老的现实主义的挑战中脱颖而出。海明威最终自杀，原因不明——但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江郎才尽。且不说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卡夫卡的时代（现代派文学的时代）会显得陈旧与肤浅，至少，他能鲜明地感受到来自身边的威胁——福克纳会动遥蝴的地位;跟福克纳那与现代人精同步的“喧哗与躁动”的校旱世界相比，海明威不过是一位只会讲故事的说书艺人式的作家。
请原谅，我并不是在贬低海明威——而是在剥夺他被额外添加的光环，恢复其朴素的形象。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也持类似的观点:如果海明威出生在巴拉圭或土耳其，还有谁会读他的作品？他还说过：“若没有美国的大炮，斯坦倍克就什么也不是。”斯坦倍克应该算是“小海明威”。对于海明威也是如此：他是美国精心炮制的一枚文学炸弹。或者说，贴着美国的商标。“战后，他作为偶像的重要性超过了榜样的重要性；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经常和知名人士一起钓鱼的伟大作家、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头发灰白的形象经常在杂志封面上出现的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利奥*布劳迪语）如此看来，我个人大胆地把他比喻为“美国的高尔基”似乎也不为过。
战后的美国需要那种饱经苦难而不妥协的硬汉——作为向世界宣扬自己精面貌的形象大使。不知这究竟属于海明威的幸运呢，还是他的不幸?就像金斯堡会超越惠特曼一样，海明威也将被福克纳废黜，赶下君王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