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和重庆相距两千一百英里，他先要从德里飞越一千一百英里到阿萨姆机场，然后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飞行五百五十英里到昆明，最后再飞四百五十英里到重庆。喜马拉雅山脉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比飞机通常飞行高度高一舟，而且常常出现强大气流，狂暴的气流甚至能使飞机破裂。飞机飞到海拔一万七千到两万英尺的高度，人就得戴氧气罩。
速度缓慢的旧式运输机不适宜在这种条件下飞行，因为飞机上没有导航辅助设备，也没有配备武器对付日本飞机追击。史迫威这次乘坐的是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一万型轰炸机，它们显然不怎么舒服，但快得不得了，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运输机快多了。
史迪威发现，即便老蒋很不满美国履行承诺的速度，但委员长夫妇对他的接待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热诚。
考虑到他没有说服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这种接待是令人惊异的。委员长邀请他到他们黄山的宅邸过周末，虽然他因病得太厉害而没有能去。蒋介石尽管表面上态度热诚。但他对盟国，特别是对英国已经完全幻灭了。为了得到史迪威主管的租借物资，他还不能对美国太失望。
其实中国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失望，它过去抱有巨大期望，希望能得到盟国援救，但现在的处境相比战前并没有更好的改变，反而比以前更加糟糕了，滇缅铁路遭到日军攻击了；范哈儿带着远征军征战印度支那去了；甚至西南空军都被抽调去支援新加坡和巴丹了；而中国反而由于美国发动的杜利特尔袭击，致使日军又在淅江大举讨伐。
很多中国平民百姓担心日军会打破休战，进而重新进攻徐州，甚至南京。中国除了在军事上屡屡遭到要求外，政治上却没有取得盟国的平等对待。
盟国制订了大西洋宪章，但没有制订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原则的太平洋宪章，这显然不符合此时中国的利益。此外，盟国把重点放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方针，也意味着不重视中国局势。这一点在6月份丘吉尔第二次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显得很明显了，因为当时盟国开会没让中国参加，更加损害中国感情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成员就是耸火分配委员会的成员，中国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但在6月日继续遭到拒绝，理由是要保密。
结果到了现在，老蒋和大多数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将领，都看透了这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态度越来越消极了。
自从中国远征军在东南亚节节胜利，而美国承诺的援助迟迟不到，却是单方面的叫嚣让中国按照美国意图，在中国战场发动牵制性攻击后，在重庆的茶馆里，“让盟国去干吧”的论点就非常流行。 以夷治夷是中国传统的治国原则，这项原则现在看来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取，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道理了。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抗战五年，又已经承担牵制日军大批兵力的事实，现在不仅有理由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利在盟国作战的时候尽量离盟国远一些，争取行使这种权利成了中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要干的主要事情。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摆脱外国，摆脱依赖，但迄今没获得成功。这个甩”然太大了，因为即便范呤几不行动，国内其他势力捌略北口“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上的表现，进行大肆攻击，凭什么盟国合作抗日，只让中国人出兵美国人不出钱？反正随着国民政府应付本国形势的能力越来越国民党却是也竭力想使对外国的依赖合算一些。
面对国内各派系的压力，蒋介石很快就告急。他 咙年年底警告美国说，如果中国人民看不到得到盟国帮助的明显证据，他们对盟国的信心就会彻底动摇，那可的预示着中国的抗战可能会走放弃盟国合作的单方面路线。
蒋夫人写信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过。她还说，委员长也“第一次。对美国感到真正失望。随后，老蒋也亲自写信给罗斯福，要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代表他本人到中国来，因为局势发展到了我过去从未经历的危急阶段。国民政府在给美国的另外一些函件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央军提供大批的武器和物资，准备推翻蒋介石并向日本屈服的失败主义分子会抬头，到时中国肯定大乱，亚洲局势很可能崩盘。
罗斯福本来就已经极为担心，他要求阿诺德将军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途径，因为不管多么困难，“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在中国发起反击前，补充给他们足够的武器和物资”。高思大使虽然并不认为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危险很大，但是，他认为，中国以一种“不宣布同日本媾和但实际上同日本停战”的方式长期采取消极方针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这同派史迫威到中国去实现的目标截然相反，租借法案的理论根据实质上是利用盟国的兵力打击共同敌人，派史迪威到中国去的目的就是保障使租借物资达到这一目的。史迪威现在遇到的障碍是接受租借物资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采取了消极态度。委员长之所以还打仗，只不过是因为不这么干美国就可能停止提供物资。他光靠消极威胁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但同时为了使美国决心提供必需物资，他又得答应采取军事行动。史边威在这方面拥有决定权，但老蒋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却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
史迪威不认为自己是承办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用来达到中国目的的工具性的顾问。他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是打败敌人，因此需要有支军队。不管有没有一支美国部队打头阵，主体作战部队都得是中国部队。
因此，为了提高战斗力，中国现有的部队或其中能投入作战的部队得进行改革。
史迪威跟怀疑派截然相反，他主张实行改革，而且是个实干家。中央军十个师经过他的换装整编，成绩显然非常不错。蒋介石从不视察他的部队，他老是一个劲地谈论卡车、飞机和大炮，这完全说明他对练、补充兵员、领导、医疗和后勤供应等工作的必要性并不重视。史迪威知道，改革工作规模太大，很可能自行垮掉。但是，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要求实行改革，至少可以从计划练的三十个师开始，至于反攻日？他又不是马歇尔参谋长，这个要求完全可以交给盟军联络司令部的其他人来解决。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的抵制从来不是坚定不移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他认为史迪威能为他从美国要到东西的多寡而变化不定的。
而且他还在美军中有一位同盟者，那就是飞虎队的指挥官陈纳德。
飞虎队自然是战果显赫，但使陈纳德更加火冒三丈的是物资供应不足，他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完全深信，如果能得到装备，光用他的航空队就能截断南海的日本军用物资运输线，使日本大吃苦头。这个办法的诱惑力是很大的。陈纳德写道：“我们始终应该研究如何做最为适宜，而应该忘掉这样做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那样很快会给我们造成足够的危害。我们应该看看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应该为之感到鼓舞。”他本人就受到了这种令人钦佩的原则的莫大鼓舞。他在那年夏天写信给史迪威说，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鼓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攻日占区，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地区压制住日本空军，减轻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航线和“提供军需品以成叫也发动一场攻势，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和一百架运输机，再加上让他“全权指挥这个战区的空军”他就能实现上述目标。
在老蒋夫妇看来，陈纳德的论点是很难不予相信的。如果给陈纳德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和“全部指挥权”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那就没有必要改革军队，也没有必要打乱各集团、各派系和各战区司令官之间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了，因为蒋介石的很不牢靠的权力宝座就是靠这些关系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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