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只好支持他的作法。
刘盈逝世后，他的儿子刘恭继位，因为跟祖母吕雉冲突，被祖母毒死，由刘盈的另外一个儿子刘弘继位。纪元前一八○年，吕雉逝世，发生政变，大将周勃把吕雉的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废掉刘弘，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选择了二十三岁的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是明智的，对西汉王朝而言，更是幸运的。刘恒虽然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花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请书。
刘恒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
刘恒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在他在位期间，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对贵族尤其特别安抚，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赏赐，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刘恒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殿，他最心爱的姬妾慎夫人穿的衣服，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因为拖地样式所费布料较多。有一次他想盖一个宫殿，预算要二千两黄金，他说：“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
竟不建造。他的儿子刘启即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有名的“黄老政治”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历时四十年之久。
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着大量增加。各郡县仓库，都告盈满。中央直辖仓库，存粮太多，以致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一直不曾动用，连串钱的绳索（中国古钱当中有一个方孔，用以贯穿绳索）都被虫蛀断。跟本世纪（前二）○○年代和一十年代对照，史学家称赞此四十年黄老政治的成绩为“文景之治”（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动一连串御侮和开拓战争，大部分军费都依靠这些年累积下来的丰富储藏。
不过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穷人却连立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
黄老政治之际，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采取“郡”、“国”并存制度。当时人们的看法，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有皇族据点，陈胜、吴广星星之火，便不会燎原。西汉王朝则采取折衷办法，一方面仍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我们用下表说明——王爵封国统辖数县或十数县，地位高于郡，侯爵封国只统辖一县或数乡，与县相等。
刘邦当了皇帝后，原则上皇族子弟封王，非皇族的功臣封侯。刘邦对封侯不太注意，但因“封王”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军队，所以十分重视。他特地杀了一匹白马，厚着脸皮命大臣向天老爷盟誓：“不姓刘而当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
但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遗风仍在，知识分子和聪明才智之士，在中央政府不能施展抱负，往往投奔封国。封国既有实力，又有理论指导，欲望遂一天天提高，离心力逐日增加。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刘启的宰相晁错。晁错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刘启赞成这种做法，但那些已经够大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在雷厉风行削小了三个封国之后，前一五四年，东方的七个封国，送联合叛变。这七个封国是：七国封王跟皇帝的关系，用下表说明：从表上可看出，除刘濞、刘戊之外，其他五个封王，都是皇族近亲。这至少显示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当七国联合叛变时，半壁河山，全都陷入叛军掌握。刘启大为震恐，他想不到他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刘启全部接受，那个忠心为国的晁错在上朝途中，在街头被武士摔下腰斩，而且屠灭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
他的军队已迫近洛阳，但他只信任他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手下几位有谋略的将领：田禄伯、桓将军、周丘。中央政府方面，刘启却明智地选出周亚夫当大将。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胜负决定于统帅，只两个月工夫，周亚夫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
，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换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并吞，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有能力作更多的贡献。
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纪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
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