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窬拱璧，快如渇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笔。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某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郞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贰拾“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蘖，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山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央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伍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来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郞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称。”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旭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掺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在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叁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后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叁叁“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彥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子。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最为密切。(见初学集伍壹“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壹与冯伙水札云：“西浙俊毛，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黙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伍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壹等。)
有学集肆陸“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受遵王，令勿远求罗浮罗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媼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拾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吊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甁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啜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止，南薫独数松圆翁。(“薫”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拾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陸“周徵君墓志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肆肆“叹与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
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化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个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五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壹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贰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叁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训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茲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贰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风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肆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祇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蕚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间隔实为重要。茲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
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头，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郞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郞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茲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序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阳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阳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不能确言。其词云：“空回首，筠管榴选用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足，细腰空自守。”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
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茲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茲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出，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手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牵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鸾之趣合。志溺于燕，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毎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几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聚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独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春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茲无论已。
寅恪案：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集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草“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慄，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禁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涧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组，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奧，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阴，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凄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时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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