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荆公为了推行变法。创立了新学。而更早地大汉王朝。董仲孙更是创造了新儒学以配合汉武帝地变革。从过去地历史来看。凡变法必须以学术思想为基础。并以此学术思想培养实施新政地人才。这是变法成功地不二法则。”
“从目前势来看。我们继续用文荆公地新学和他地新政来变法。显然不行了。前有党争之祸。后有蔡京之败。文荆公地新学和新政在大宋人地心目中一落千丈。强行推行势必引来巨大地阻力。即使那些有心变法地人。也会因为昔年地仇怨而抵制变法。
“记得当时荆写了一份奏章，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
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