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他真正站到了时代大潮的面前时，约翰才明白，他能帮得上中国的地方实在太少、太少。甚至在很多时候，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美国人。毕竟，普通人还可以跑去中国为抗战出份力。上不了战场，也能拍点照片，写点文章，在美国报纸上为中国呼吁一下。
可作为范德比尔特家族的重要成员、联邦快递公司的老板、共和党的后起之秀、美国陆军的高级军官，在美国没有参战的情况下，他甚至连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态度都做不到。这种无力感，让他只能学鸵鸟，把头往沙子里一埋，以求逃避现实。
不过，这并不代表约翰心里已经不再牵挂中国了。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想尽办法为抗战出力的。比如今天，罗斯福就主动把一个好机会送到了他面前。
约翰坐在那，静静地听着戴维斯上尉的汇报。说实话，戴维斯并不是一个好的观察员，他的报告很零碎、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很多时候还带有西方人固有的偏见和常识错误，比起他的前辈，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罗斯福的前卫队长，1937年受罗斯福委托赴中国抗日战场考察，是第一个与*****等中-共高层接触美国军人，著有《中国的双星》）要差远了。
不过，约翰并没有打算指出戴维斯的错误。他知道这次作为总统代表到中国指导《租借法案》实施的是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作为白宫负责对华政策制定的高级幕僚，柯里的报告才是最权威、最有效力的。而戴维斯只不是罗斯福诸多辅助信息搜集渠道中的一个而已。
这也是罗斯福惯用的招数：在官方信息渠道之外开辟多条私人信息搜集渠道，以获得更过的补充信息，帮助他加深对局势理解和处理应对的灵感。不过据多诺万私底下说，罗斯福喜欢这些私人报告，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他只是拿它们来解闷而已。换句话来说，罗斯福通常是把那些私人报告当八卦消息和旅行游记来看的。
比如现在，罗斯福就一边品尝着咖啡、松饼，一边兴致勃勃地听戴维斯讲述他如何驾车在重庆街头躲避日军空袭的故事。
“重庆的民用防空措施做得怎么样？全年，我在伦敦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推广一种家庭防空洞，似乎效果还不错。”约翰终于逮到了机会，开始把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引。
“是6片瓦楞钢组装的那种吧。”接话的是霍普金斯，“我在伦敦也见到了，听说他们准备建造至少200万个。”
“重庆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才会自己修建防空洞。大部分平民接到警报后都会疏散到郊外。城里面有一些大型的公共防隧道，不过在我们到达重庆前发生了大规模窒息事件被关闭了，据说当时死了上万人。”
“上万人！”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都被这个数字吓到了。1941年，整个华盛顿特区也才30来万人。一个晚上窒息死掉三十分之一，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那些防空隧道里基本没有通风、防火、防毒设施，听说因为是晚上9点多拉响的防空警报，市民来不及往郊外疏散，就都拥挤进了隧道。后来因为天热，隧道人多缺氧，大家都往外挤，隧道的闸门又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潮一涌根本打不开，结果不是被挤死就是被闷死了。”戴维斯把他听说的关于1941年6月5日重庆隧道惨案的情况都告诉了罗斯福。
“哈里，我们想我们应该想点办法帮帮那些可怜的中国人。”罗斯福放下了手中的松饼，对霍普金斯说道。
和目前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都对中国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抱有现当同情和怜悯。他这句话一出口，约翰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一半。接下来，就要看他能帮中国争取到多少支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