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参军后也会受到类似的训练。更多小说 ltxs520.com和平时期，每四个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个会被征当兵。而且在军队里，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对此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即使是退役的军官也很少插手此事。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士兵间的争端由他们自行解决。军官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方法，因而从不会让自己牵连进去。一般老兵会把自己在头年受的所有委屈和怨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并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据说从军队出来的人一般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什么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受各种苦难体验的结果。那些从小就受典型的日本文化熏陶并对自己的“尊严”十分在意的男青年们，一旦到了军队那个环境下就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因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少年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性格特征，恐怕与日本人传统的对嘲笑和侮辱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和军队中，人们对这种“侮辱”的反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的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和日本古老的模式一样，尽管这批受到嘲弄的人迟早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另一批人，但这并不能防止当时那个受到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他的人进行报复。许多西方国家中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积愤，但日本人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自己的徒弟或其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有些日本少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的，但更多的少年会选择直接复仇。只有在和虐待自己的人有个了断后，人们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现象。政府应该提倡“团结精神”，鼓励人们重视“同校关系”，尽量杜绝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应切实贯彻禁止虐待新兵的政策。虽然不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构成对他人的侮辱、嘲弄和虐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上级和老兵都不能让下级或新兵模仿小狗摇尾巴的样子、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将对日本国民的再教育起到深远的作用，它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或是把军国主义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女孩们不用学习一系列“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因而她们不曾有过男孩子那种在中学和军队中受辱的经历，也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女孩子的生活比男孩子要稳定得多。打她们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在生活中，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公然发表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在孩提时代，她们还是和男童一样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只有到了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因为她的第二个真正的特权期才到来。在家里，由于一般情况下婆媳的关系都不会太好，因而不论是媳妇还是婆婆都会来笼络她；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妹关系融洽，因而也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尊敬她；而孩子们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都争着抢着要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恩小惠分给那些两岁左右的晚辈们。日本人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搬到自己喜欢的长辈的旁边。证明“你对我亲不亲”的证据就是看两个人的睡床挨的紧不紧。虽然女孩子九、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作为补偿，她们可以炫耀自己新的发型。十四岁到十八岁间日本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衣服了，而以前她们只能穿布料的。这时，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优雅迷人。这样一来，女孩子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社会对女孩子的各种约束是要靠她们自己直接来承担和履行的，而不是要靠父母来强制执行。父母亲拥有的特权不是说他们可以任意体罚小孩，而是他们可以心平气和、一如既往地对小孩们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按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生活。我觉得引用一下下面的事例很有必要，因为它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非正式的、特殊的来自父母的压力是多么的重要。稻垣钺子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她背诵经典中文诗词：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外，简直就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同样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膝换了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角度，老师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的画像行了一个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就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日结课后我都会去向父亲报告一下情况，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时，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但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就犹如被丧钟重击了一下。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时我仍然隐隐作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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