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翔并不奢望能获得唐康的友情，他甚至怀疑在唐康那里，究竟存不存在那种东西，但是，他应当小心地得到唐康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还要小心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一切未明朗之前，离唐康这样的人太近是危险地。他如同一团烈焰，靠得太近了，难免会被烧着。
范翔沉吟着，他要小心地措辞。
“康时，实不相瞒，我原本亦算不上使辽的合适人选……”范翔望着唐康的眼睛，他知道哦啊唐康这样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真伪，“我对契丹原本便所知甚少，在契丹待的时日亦不够长。”他先声明着，“不过，若以区区之见，此番契丹虽然大举聚兵，绝非虚张声势，然却也未必一定会南犯。”他亦不愿意去考验唐康的耐心与器重，唐康早已声明，他“恩怨分明”。
“哦？”范翔话虽说得委婉，语气却很肯定，令唐康都有些意外，“仲麟兄敢如此断言，想必有所凭据？”
“敢问康时，辽主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又为先帝罢朝，亲率百官祭奠，仅以局外人观之，康时以为辽主是何心态？”
唐康一时竟是被问住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方有点不太肯定地回道：“仲麟兄之意是辽主心中亦迟疑难定？”
“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春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地大举聚兵，之士我在辽国，见到辽主有事罢朝，有事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说道：“不过，连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可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浚，真实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然知道所谓的‘四萧王’罢？”康时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同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管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利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的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我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然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浚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地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于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有待汉族和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政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所，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孩子，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利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是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得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愈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地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没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成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浚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浚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浚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理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地分析者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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