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
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而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除了能够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之外，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合，更加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而且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开错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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