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八九，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
在这篇后记的最后，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物，说一些自己的理解。
我对人物与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观上，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当然，只是“不愿意过于”，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画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欺欺人。我来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越，在我设想中，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或者是有个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我所想刻画的石越，是一个聪明过人、有着反省精神、略显犹豫的性格、内心有坚毅的信仰、自认为有献身精神、带着道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为人沉稳，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总之，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点，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种牺牲，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赋予石越的性格上，让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并承认那本是事物的常态。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小说中，被我“人为的拔高”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是做为第一配角的构想出现的。这个人的性格与习气，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书生”（一个狭义的定义，读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内；《论语》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内……）。对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评，我曾经做过很多回应，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对于“书生”的性格、脾气，在不同的情况，会如何处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这个人物上我有失败，那么我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
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是不是有资格。仅举一例，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只不过我想说的是，范滂未必学问出众，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中国的传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学问本是末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
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反讽。吕惠卿的形象，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取其“菁华”而成。典型的抄袭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
在小说中，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以阿越读宋史所得，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其原因，以阿越看来，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罢黜冯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另一方面，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迫害王安石——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终于自取灭亡。而小说中，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将不会那么急促，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势必改写。
所以，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本不宜讲太多。便在此收笔，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宋》的创作。
阿越
于耶元200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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