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对照此事，如今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这里。是勋不禁觉得双膝有些微微打颤。倘若真与曹爽异地而处，估计当场就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辅终究不是纨绔子弟曹昭伯，膝盖只是一哆嗦。最终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因为深入对比原本的历史和今日之事，虽有相似之处，其实差异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权妄为，不得人心，因此司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老臣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蒋济，做了司马懿的第一帮凶也深受第二代重臣们（比如说陈泰）的拥护。其次司马懿本身地位既高。声誉也好，即便没有曹爽一党作对比，同样是朝野归心的人物。第三，司马师时为中护军，实际掌握军权。
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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