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洪回答道：“倘若是末官，那便勒令宁可捐出全部家财来给官，以赎其死罪。再连夜修书，呈文郡府，弹劾成阳县令、丞、尉——县尉之礼未至，那又如何？便说那箱金帛也有他的一份。对付这些害民的蠹虫，又何必太多证据，罗织可也！正如昔阳球之杀王甫，是先有了证据呢，还是先逮起人来的呢？”
他所说的王甫，乃是汉灵帝时代的著名宦官，与曹节等人一起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王甫最后是被著名的酷吏、司隶校尉阳球所杀，但是阳球可不是遵循正规司法程序，先搜集全了证据再去逮捕王甫的，而是趁着王甫离开宫廷，放假回家的机会，上奏说他有罪，然后把王甫父子、同党全都逮了起来，就借着审讯的机会，乱棍活活打死。王甫被杀，虽然大快人心，但要是一板一眼按照法理来算，阳球连屈打成招都算不上——他光打了，根本就不需要你招。
听到卢洪这么一说，是勋就不禁悚然而惊。他站起身来，绕着屋子徘徊好了几圈儿，才突然一拍手掌，把事情彻底给想明白了。终究他是来自于两千年后的灵魂，那时候虽然也说不上是彻彻底底的法制社会，但建设一个法制社会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了，程序违法的危害也广为人知了，这就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盲点——这可是东汉末年唉，不要以为有份《汉律》摆在那儿就是法制社会啦，这年月还是彻底的人治啊！
如今自己肩负一郡的监察大权，更重要的是，深受太守曹德甚至是刺史曹操的信任，对于一桩小小的案子，说翻就翻了，对于一群小小的贪官，说办就办了，难道曹氏兄弟会打自己的回票吗？关键不在于证据充分不充分，而在于自己是否能让它显得充分，在于道理上是不是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这道理还不是摆给天下人瞧的，而只需要摆给曹氏兄弟瞧就行，他们说通过那就通过了——正是所谓的“长官意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这一层想通以后，是勋立刻坐下来弹劾成阳县三名官吏贪赃枉法，贿赂上官，把自己的种种分析全都详细地列给曹德看，至于证据不证据的，那重要吗？写完了叫一名家奴拿着，顺便带上那口箱子，连夜出城，前往济阴郡治所定陶。他要是光派个家奴出城，肯定会使耿县令他们疑心，可要是再带上贿赂，对方就会以为是督邮着急把钱送回家里去哪。
等家奴出了门，是勋想了一想，又问卢洪：“宁可之案，固然可以说动曹济阴发回重审，也可如卿所言，命他捐财以赎死罪，但却难以即刻翻案。倘若他们趁此间隙，在狱中谋害了宁可，又如何处？”
卢洪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宁可死不死，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说……长官看上了他的家财？”
是勋冷笑着摇头：“我倒是不贪他的家财（其实他心里说，我贪得要命，但是这个节骨眼儿上，还真不方便拿），只是想到万一他死以后，那些家财都要落到贪官污吏手中，却实实的不甘心哪。弹劾在我，决断在曹济阴，倘若不判县令等人死罪或抄家，他们以印绶换得万贯家财，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卢洪沉吟少顷，回复道：“若以《汉律》而论，宁可确实难逃一死，除非……”
耿县令想这案子想到很晚，是勋和卢洪商量这个案子，也商量到很晚。第二天终于正式交锋，是勋就说案件的相关人证、物证，包括滴血认亲，那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最后结论不对，判案不公。耿县令他们就奇怪了，既然证据确凿，那宁可就该死罪啊，判得有什么不对了？
只见是勋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问道：“那宁可虽为隔壁老王之子，但自小即从宁彤，为宁彤认为己子，老王亦未曾前往索要过，是吧？”
屠县丞说：“即便如此，亦无借种之事，亦非正式过继，故此老王实为宁可之父，宁可殴父是实……”
是勋微微点头，打断了他的话：“君之误判，正在于此。”说到这里，他缓缓地扫视在坐众人，一字一顿地说道：“有一段书，各位或者读过：‘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
耿县令听到这儿，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心说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