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庆以外国民党没有强有力地基层组织，缺少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地能力，离开群众，运动的深入性和持久性就很难保证；其次这次运动要有点像“禁欲”，运动地指导方针简称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希望国民“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让那些达官贵人保持简朴，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恐怕他们自己就无法坚持了，他们一撤，老百姓会自然也就撤了。
“我们的国人就是贪图安逸，西方传来的一些奇谈怪论搞乱了国人的思想，忘掉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委员长希望能通过这样一场运动。让国民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杨永泰压抑着心中的兴奋，这个运动还是按照他在蒋介石身边设计地轨道运行，这让他很兴奋，又让他感到一点机会：“我看重庆做得很好，应该向委员长报告，让全国各大城市派人来学习。”
“畅卿先生，你是有专折奏事权的，完全可以向委员长提出来呀。”庄继华笑着说。
“当然，”杨永泰听出庄继华话里的意思。但他还是不动声色的说：“文革。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军事专家，现在看来党政军你是样样拿手。我想请你出出主意，现在这运动还需要做哪些？”
庄继华有点意外的看看杨永泰，这杨永泰一向自负，今天是怎么啦。杨永泰的眼神很诚恳，庄继华想了想还是推辞道：“说实话，我的事情太多，没有研究过，不好开口呀。”
杨永泰毫不在意，仍然诚恳的说：“一事通，百事通；文革何必谦虚呢。”
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我说点意见吧，不成熟，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参考。”
“但说无妨。”
“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国民地大多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在重庆这两年，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而应该到农村去，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这场运动才能成功。”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
杨永泰沉默了，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主张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认为通过有操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象他这样地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
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至于思想，见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沉默良久之后，杨永泰才缓缓的说。
“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庄继华立刻答道：“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在农村建设学校，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这一点却是错误地。”
在庄继华到重庆后，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显然是失败了。
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直到两年之后，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然后他就后悔了。
“畅卿先生，下一步我打算在重庆推行减租减息，你怎么看？”庄继华问，杨永泰是重庆市长，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争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
“好呀，”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国民政府早就有这个法令，民国17年国民政府就制定过《田农保护法草案》，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可地赋太重，士绅反对，不得不停止。重庆与当年的浙江不同，除了不收农税外，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
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那是见了血地，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卖庄继华一个好，以便加强双方地合作。
两人在车上好像闲聊一样，就把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方向给定下来了，同时还达成一个不落文字地协议，杨永泰将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运动，庄继华推行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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