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象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艰难，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唉，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答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持贯彻“上面的精”，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目前情况摸得并不透。
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的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和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地区工作的指示。
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地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作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他商谈一件事。当然，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智分不开——他是一把手嘛！福军自己感到，他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破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智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却一直没有这样做。
这一天晚饭前，他把张有智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爱云没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福军先没和有智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智是个爽快人，不仅和爱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趣。
吃完饭后，田福军和张有智进了会客室。爱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她知道丈夫要和有智谈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谈一下。”田福军给张有智递上一根纸烟。
张有智没说话，点着烟听福军的下文。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老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怎安排？”张有智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党校中青班，等于争得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记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俗话说，知耻者勇……”“哼，反正知耻不知耻只会个勇！”张有智挖苦说。
田福军看张有智态度生硬，一时不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说：“你……喝水。”
张有智端起茶杯，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不能改变了？重有这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他要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墙！”
“有智！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我就没变！”
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有智，你真地没有变吗？
唉！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看有智这样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
张有智最后算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便怏怏不快地从田福军家告辞……送走有智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智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非常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
他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猛然记起，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因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侍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她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
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时，冯世宽和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他的女儿、女婿都在这里。当然，润叶也在。他来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齐告辞走了。
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里含着泪水不断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
不一会，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
志英没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她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福军是地委书记啊！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
福军和润叶劝慰了她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
田福军到医院时，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
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步履散漫地行走着。各处的夜市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刻，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原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另一种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