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司马光在朝中声望几乎除了王安石之外无人可比，但是作为王静辉的弟子，皇子赵熙更愿意接受王静辉的思想。虽然赵熙年龄还小，但是他却明白自己作为赵宋皇朝未来的皇帝，必须选择一条合理的治国道路。从表象上看司马光和王静辉的治国思想都是宽以待民，但是深究起来，尤其是谈论到皇朝更替，这其中的韵味可就值得琢磨了。司马光还是老一套的“天命”，皇朝的气数尽了便是该轮到谢幕的时候，另外一个皇朝将会取而代之。但是王静辉的著作中却隐隐否定了千年以来人们对王朝更替的看法。“天命”不足以决定王朝更替，更多的是百姓的取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王朝不仁，百姓自然要推翻它！
王静辉没有胆大到公开议论朝廷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但是他却在自己的书中和对赵熙的教育中潜移默化这其间的区别。赵熙年龄还小，但却不同于同龄人，他很成熟。也许作为一个皇子所担负未来的责任使然，不可否认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脑海中已经在思考这个帝国的未来——千秋万代、王朝永存！
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可能拒绝的诱惑，不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个皇帝有这种想法都是可笑的，其下场也是可悲的，至少那个始皇帝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错误。万代不过二世而终，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赵熙相信自己的爷爷和父亲的眼光，在他的眼中王静辉是无所不能的，他一定有自己所希望的答案，跟随在王静辉的身边也是他想探究这个答案最大的动力。王静辉自然不知道小赵熙心中在想些什么，不过他要知道赵熙心中最真实的想法的话，那他肯定会以为赵熙不是一个“雄主”便是一个“枭雄”。赵熙的想法在王静辉的心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能够影响到这个大宋未来的帝王，借着赵熙的手来最终实现他心中的愿望。可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对这个王朝最终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有什么明确的概念。
王静辉带着赵熙在各地游历也是为了能够让赵熙清楚的看到帝国是如何运转的，而社会底层的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尽管大宋经过十数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有穷困潦倒的人存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是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赵熙所不能想像的。王静辉在来到这个时空后，除了初期的时候还和一些村民有过短暂的来往，几乎没有生活潦倒的时候，不过好在后世的时候没有少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接受能力还比较强一些。
“我们无法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但为政者要尽力争取让他们有可温饱之食，有可御寒之衣。最重要的是不能够让他们承受饥寒交迫的同时还要遭受外敌入侵的耻辱！”对于所看到的一些事情，王静辉也是无可奈何，这种事情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活潦倒的原因很多，但是若是让这些可怜的百姓还要承受亡国奴的耻辱，却是统治者的无能。
赵熙把他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都写信送回了汴都开封，而皇帝赵顼也非常放心赵熙在王静辉的身边在大宋各地去游历。虽然这在以往的皇子中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不过赵顼还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知道王静辉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什么。其实他也非常赞同王静辉这么来培养赵熙，也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不过至于儿子在信中所提出的那些疑问，他虽贵为一国之君，但却无能为力。
不过赵熙给皇帝赵顼的信件却显然让大宋统治高层在政策上更加偏重于民生方面。在经过几年的“报纸论战”之后，大宋对疆域的扩大显然没有以前这么迫切了，而报纸更多的报道各地民生情况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宋士林对民生多了很多关注。大宋统治高层的倾向在外敌威胁消失后，也慢慢转移到民生问题上来。大宋朝廷的注意力转移带给大宋的直接政策面上的变化便是大宋税率的进一步下降，尤其是农业税收方面。农业税收自治平年间与商业税平分秋色后，这十多年来在大宋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降低，在最近的七年间下降的尤为明显。这其中除去大宋越来越发达的商业造成农业与商业税比重更加失衡之外，三四次大规模农业税减税也是在其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尽管大宋还远没有到取消农业税的地步，但是毫无疑问最近三年来大宋没有出现过地方农民暴动，这其中农业税率不断降低居功甚伟。大宋此时的农业税收税率已经到了自大宋开国以来税率最低的水平，这使得天下以农田为生的百姓多少松缓了许多。尽管此时的农业税率依然要比唐朝的还要略微高了一些，但是由于大宋的农业耕作技术比唐朝高了可不是一点半点，最好的优质良田亩产量几乎能够达到唐朝的两倍，而大宋自从推广双季稻十几年间，亩产水平更是有了突破性的增长，这反而让大宋的农民比唐朝的同行要更加宽松一些。
不过随着大宋的农业税一路下降，大宋的地主却更加偏向于向工商业方面投资。大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经推行了快五年，其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不过在个人所得税中，农业个人所得税征缴的比例极高，使得大宋的大地主对土地兼并几乎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大宋可以轻易在南洋获得大量的粮食，要不是出于稳定大宋粮价免得大宋的农民破产，粮价可以降得更低。不过即便大宋朝廷有对本国农业保护政策，但是显然平稳的粮价使地主无法在农田上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也就迫使大宋的资本更加偏重于工商业。
虽然大宋地主们对土地兼并的热情在下降，这看起来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想想大宋朝廷可以通过税法和不断的提供新的可耕种土地来调节，这也就不显得奇怪了。依靠土地获得的利润如果到达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界限，那高达四成的个人所得税几乎会让每一个地主感到胆战心惊。尽管受到这个时代的某些局限，还无法对地主的收入作出准确的评估，但是这么高的税率已经在给地主们敲响警钟了。况且依照土地拥有量超过三百亩就必须缴纳农业所得税的硬性规定，即便能够逃税也足以抑制住地主对土地兼并的热情。
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一些奸商趁着某地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囤积粮食发财，不过大宋的各地仓储非常充实，基本上有这样想法的奸商都以惨败而告终。朝廷粮食仓储充足，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可以迅速的从异地调集粮食以保证当地的粮食稳定供应。大宋朝廷在加大了开发南洋和南方的力度后，大宋的粮食供应只会越来越充裕，朝廷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农田在手中，加上数十万奴隶在手可以形成众多“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的存在就是为了平衡国内的粮食价格和供应量。
“国营农场”的概念和作用也是王静辉在参考了后世中国在新疆和东北所建的大型国营农场提出来的，这样一来便会使得不法奸商无法在粮食上来发国难财，并且也为大宋的粮食安全构建了一道防线，也变相的更好的控制国内土地兼并。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加大粮食供应量来使得地主在土地上的收益降低到难以忍受的地步，硬性的迫使他们将资产从土地上转移到工商业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