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通过隔离检疫这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工具，基本上做到了将各种烈性传染病拒之门外。但是到了广州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广州是个地处大陆，四面开放的城市，很难控制人口的流动。这给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
卫生口原想通过大图书馆的史籍搜索来查询广州的传染病问题，但是不论是官修的地方志还是私人的笔记，对这类事情全都语甚不详。只简单的记载为“传疫”、“大疫”。除了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外很少有详细资料。连症状描述都很少。从这些简陋的记载中根本看不出细节。
所以刘翔只有求助于本地医官了――之所以要问他们，是因为古代社会的下层民众。基本上不存在求医问药这样的事情，得病之后要么自己靠着抵抗力硬抗。要么求神拜佛弄包香灰，再好一点。也不过是药铺、善局施药的时候去拿些药自己吃。能请郎中来望闻问切的，起码也是有一定资产的人家。所以郎中大夫的面对的病患面是极狭窄的，遇到的病例没有普遍意义。
而医官是“公立医疗机构”人员，地方上的瘟疫、时症不管是防治还是善后，县“医学”都要出面，县里的各种慈善机构收容的人员患病诊治也是他们负责。比起一般的郎中大夫来说了解的更为全面一些。
刘三急于要了解传染病的具体情况，也是为了尽快着手制定应对的方案。卫生口的意见是尽快建立一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将此类病人全部隔离收容起来。这也是延续检疫营的传统做法－－在缺少药物的情况下这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刘三先说了一些这几天他在城里察看的观感――他知道本时空的传统医学对卫生和防疫尚无明确的概念，很多现代人认为容易染病的问题，在当时都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只拣他们能理解的一些情况说了说。
“……马上就是回南天了，我知道这天候是最容易传疫的。我们元老院既然进了广州城，就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大家在这里群策群力，保得这一方百姓安宁，少生病少死人。便是无穷的功德了。”
这番话一说，几个医官都大感意外。他们都是多年的老医官了，见得太多新官上任的“训诫”了：要么是严词厉色的说一番冠冕堂皇却不着四六的空话，要么“提点”他们要赶紧孝敬，从来没人提及治病救人上的事情。
没想到这外来的澳洲人一进城就先和他们说这件事！而且这位真髡不声不响跑了城里许多地方访疾问苦――有些地方是他们自己都不曾进去过的穷陋肮脏之处――不觉内心有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几个都是世代从医，对传统医德看得很重，刘三这一番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医官名叫胡子明颤巍巍的站了起来，拱手道：“老爷上任伊始，不顾车马劳顿，便关心这民众疾苦之事，实为苍生之福！学生自当尽心竭力报效。”另几个也同声附和。
当下他们便将自己多年从医的所见所闻一一诉说。刘三听得仔细，还用个笔记本记录。尽管他自己也是学中医出身，但是古今很多病称呼不同，所以他特别要求医官们在诉说的时候描述症状。
按照医官们的描述，刘三大致知道这里最常见的传染病是流行性感冒――这倒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但是感冒的死亡率也不低：感冒往往会并发炎症，在缺少抗生素和退烧药的古代，因为着凉感冒病死是不稀罕的。
烈性传染病中广州最常见的便是天花和霍乱。小规模的传染发病随时都有。大规模爆发每几年就会有一次。尤其是霍乱，七八年就会大爆发一次，天花的爆发间隔也不过五六年而已。
最令刘三震惊的是，从医官的描述中，他知道广州已经爆发过多次淋巴腺鼠疫，有几次的持续时间长，烈度很大，死亡都在数万人以上。
元老院对鼠疫堪称是“闻风色变”。原以为鼠疫主要在北方流传，没想到广州也已经爆发过鼠疫。
除了这三种死亡率最高的烈性传染病，从医官讲述的症状来看其他传染病也很常见，特别是肠道传染病有很高的发病率，痢疾相当普遍。而夏季死亡率最高的“发痧”，刘三估计大多也是肠道传染病。
从医官的描述中，他还大致梳理出了本时空广州的各种常见病：恙虫病、疟疾、伤寒、肺结核、痢疾、脑膜炎……令古人就闻风色变的麻风病也在名单中。
医官们还告诉他，本地还有一种鼓胀病，人的肚子会渐渐膨胀如鼓，虽然不会立刻死亡，但是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管你什么神医都束手无策。番禺、南海两县有部分村落此种疾病非常严重，男女老少无一幸免，甚至有村因此死绝得。(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