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继承皇位的时候，后金政权实际已经陷入了衰退，经济上主要靠掳掠，大规模的开历史倒车搞奴隶制庄园。加上小冰河期的严寒，使得农业生产一落千丈。上层倾轧严重，中下层因为难以获得满意的战利品分配，甚至战死的披甲人只得到几件死人身上扒下的血衣当抚恤。心怀不满，战斗力也开始下降，更不用说内部的满汉矛盾在老野猪皮的统治下已经空前激化，连早期投清的铁杆汉奸李永芳、范文程都几乎被处死，汉官人人自危。
如果不是近乎bug的皇太极继承汗位，满清在历史书上的未来很可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地方政权而已。
几年的励精图治，他已经把后金政权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虽然国穷民困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但是比起要靠杀人减丁来维持粮食供应的局面要强得多了。
几年前他第一次派军入关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但获取战利品和人口无数，缓解了国用匮乏和八旗将士的怨言，还弄清了南朝的底细。大明不过如此！“恢复大金，饮马黄河”的念头第一次进入了他的思绪。
在后金上层的政治倾轧中，他成功的剪除了阿敏、莽古尔泰等重量级对手的势力，终于在去年正月将与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改为南面独坐，另三大贝勒侧坐。真正成了九五之尊。
此刻的皇太极，正是自己人生开始买入辉煌的阶段，因此无论在行动上，谈话中，他都表现出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但是，他眼下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外部，南朝外强中干的本质虽然已经被他识破，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想要饮马黄河还需时日。东面，东江军自相残杀之后固然虚弱无力，到底也还在卧榻之侧；朝鲜更是暗中与南朝暗通款曲；在西面，察哈尔蒙古尚未彻底降服。
内部，国用匮乏始终是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已经不再大搞庄田制，粮食生产状况多少有所好转，但是在苦寒之地，想要多打粮食依然很难。粮食价格一直很贵，他贵为天命汗，每餐可以吃到盛京城外各拖克索（皇庄）种植的辽阳青――一种优质的旱稻，至于一般的王公贵族，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至于等而下之的普通百姓，吃杂粮还不算，更有用稗子当饭吃得。为此，不得不花费大量的银子从山西商人那里购买粮食，价格是关内的十倍以上。从关内抢劫来得金银财宝，又以飞快的速度流失到山西商人的手里去了。
粮食之外，国内日用之物几乎无一不缺，百物腾贵。连盐酱这样最基本的民食也难以保证供应：女真不会制盐，断了关内的供应之后全靠朝鲜商人运销，价格奇贵不说还经常断货。以至于能够吃上盐酱就是上等人了。
国用不能解决，民生维艰，自己的宏图伟业就是水中幻影而已。皇太极最近一直为此烦恼。
再次入关劫掠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是眼下时局尚不稳定，除了外患，莽古尔泰虽然已经革去“大贝勒”爵，降居诸贝勒之列，但是他的家族势力十分强大，始终有东山再起的危险……
正在沉思间，送来了户部的奏折。他打开却是奏报得是这次去义州与朝鲜互市中的种种情况。与朝鲜互市是后金政权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不但后金的许多商品仰赖朝鲜供应，还需要通过转口朝鲜商品和蒙古进行贸易获取蒙古的良马。因此皇太极对每次和朝鲜的互市都很在意，亲自查问。
但是朝鲜对与后金互市十分冷淡，一方面李朝始终奉大明为正朔，坚持华夷之辨，不愿和后金结盟；另一方面，后金在互市中经常以胜利者自居，处处持强凌弱，强买强卖。贵卖贱买，甚至要“赊账”。1629年和朝鲜初次贸易的时候有朝鲜商人运了三千石粮食来卖，结果两千石“赠送”，只有一千石得以发卖，所以朝鲜商人都不乐意与其贸易。
皇太极当然知道手下官员的种种“作为”，但是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后金这个小朝廷实在是太窘迫了，只能靠着拳头大捏朝鲜这个软柿子。
几天前，他派去朝鲜的商队刚刚从义州回来。带去了1600斤人参，要价16两一斤，朝鲜只给9两，差价是11200两。这个价格与他的心里预期未免太过悬殊。他还指望着这些银子能多买些货物回来。
更让他感到不快的是，从朝鲜买入的货物经常以次充好短斤缺两。一匹棉布短成二三匹卖，一卷纸抽掉六七张，不仔细查验难以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