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两世知识指导着生产力突飞猛进，一面是接收了官营场务酒楼商铺的势力人家剥削能力大增，剥削烈度提高。当生产力前进跟不上剥削烈度的加深时，空前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的徐平可能已经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经故去，危机将会算到他的头上。这一世的辛苦操劳，为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身后骂名。
在社会危机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确的做法被废弃，自己摒弃的错误做法被捡起来认为是正确的，并依此指责自己这个祸国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乱循环，自己也成为了大奸佞，与赵祯的关系，一起长大的李璋，诸般种种，都会用来证明自己就是个佞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的身后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本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来背锅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将如是。
为什么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这些道理跟赵祯讲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他的认同，能够得到坚定的支持，也是把话说在前面。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了有什么后果，不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哪怕不顾及自己的身后名，不顾家族的兴衰，还要顾及天下以后要发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个人活着，到了徐平这个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赚多少钱，留给后代多少财富，这人做得就太没意思了。不如就此归隐田园，过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怀天下的。没有这份胸怀，何必来坐这个位子？徐平又不差这点俸禄，凭着他现在的功劳也足以荣耀一世。接了诏旨，来做这个宰相了，就要给世间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
宰相称拜，而非是任，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官之极任，甚至超脱出了官的范围。任官你坚辞不去，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则是允许的。不想干，是可以不干的，这是宰相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么干了，当然就接受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要求。官员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来评价的，对于宰相的评价是天下治还是乱。你能干不能干，没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无论文武，宰相事无不统。这个权力在你这里，就要当这个责任，不能还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徐平前世对宰相的职责认识不清，认为只是最大的官，其实是不正确的。相之所以为相，甚至地位崇高时加上一个字，称为相国，因为这是国家真正的治理者。
统治者是皇帝，治理者为宰相，这并不是其他官员那样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在所有的官员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这个身份，就超脱出了官员。御史大夫、大将军，只要真地有了实任，也是相的一员。只是现在有枢密使，而无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时的宰相，实际上晏殊、徐平和吕夷简三人。整个宰执集团，还要加上各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汉时丞相的职责。而台谏集团，则是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同样是宰相之一员。台谏对宰执的牵制，是从职责上来的，而不是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牵制，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政治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