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敌，但他绝没有在科举改革上与王安石作对过一句。为何？还不是因为他是陕西人不擅长诗赋文章的陕西进士。只是若想对此事进行更深一步判读，还要把王安石和苏轼的奏章拿到手上才够。
王厚见韩冈突然不说话了，问道：“怎么？还在想诗赋改经义策问的事？”
韩冈抬眼对王厚说道：“我在想王相公为何要改科举。”
“为何？”
“因为人才难得。变法之要，首在得人。而科举抡才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路，如果处道兄你是王相公，你是想看着的是擅长吟诗作赋、却反对变法的进士，还是熟读经史、长于对策的同志？”
“同志？”王厚咀嚼着韩冈用的这个生僻的词汇，笑道：“这个词用得好。《国语》有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如果愚兄是王相公，当然想用与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才。王相公在奏疏中本也说了，‘朝廷欲有所为，议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他兴学校、改科举，当然是为了选拔人才，教育同志，要‘一道德’。只可惜啊……却被否了。”
“谁说给人否了，就不能重提的？今科是不可能了，但三年后的下一科，很有可能就改用经义策问取士！说不定到时小弟也……”韩冈说着说着突然笑了起来，摇摇头：“都已经有官身了，也考不了进士，管日后王相公能不能改，都是跟我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