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土地就是中国农民的根子，日本移民如此倒行逆施的暴虐举动，自然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广泛反抗，从而在这片林海雪原中诞生了“东北抗日联军”，也就是抗联。接下来，日本关东军为镇压抗联，悍然在东北实施了残酷的“集团部落”政策，强迫人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把他们集中在围墙高耸的“人圈”内，并将原来的村庄一律烧光，制造出许多凄凉的无人区。目标是隔绝东北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切断群众在物质上对抗日联军的支援，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
而在这些“集团部落”内部，也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相差无几——日本看守在“部落”里不准居民关门，白天黑夜可以随意出入任何家庭，使得无数的妇女被他们强暴、凌辱，居民的随身财物更是被抢夺一空。这些“部落”里人口拥挤，肮脏贫穷，房屋、农具都不够用，连饮水都困难，随处可见光膀子的妇女抱着面黄肌瘦的婴儿。居民生了病也只能等死，但围墙上却写着“王道乐土”，实在是讽刺到了极点。
此外，这些“部落”内的劳役十分繁重，所有男人都要被征发去修公路、修飞机场，在讨伐游击队的时候，日军还会强迫中国青年去挑弹药、背米，却没有任何补偿，连伙食都不管。再加上耕地不足，粮食缺乏，日本看守又极端残暴，导致在“集团部落”里被冻死、饿死和杀害的居民多得恐怖。以抚顺县为例，仅仅在1937年，全县就有30%的人口，因为“集团部落”而被冻死、饿死、病死或遭到关东军杀害。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就在抚顺县境内……看看吧，就连爱新觉罗家的“龙脉潜藏之地”，居然都能被这个所谓的“满洲国”糟蹋得如此天怒人怨，满人在这个国家的实际地位究竟如何，自然是可想而知。
总之，足足五百万东北农民，就这样搬进了暗无天日的集中营，无限屈辱地沦为了日本人的农奴，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杀。在每一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泪史。
至于那些没有被并入“集团部落”的东北农民，同样也饱受横征暴敛之苦——早在“满洲国”刚刚成立的1932年，伪满政府摊派给农民的赋税，就比张学良大帅的治下一口气翻了四倍。接下来，日本人为了支撑战争的消耗，在东北地区出台“粮谷出荷”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向东北农民征购粮食，名为收购、实为抢劫，每年掠走粮食近千万吨，把侵略战争的灾难强加在广大东北农民身上。
而伪满洲国政府为了向日本主子邀功请赏，竟然公开表示：“当亲邦进行大东亚圣战的时候，满洲国的主要国策就是竭尽全力增加农产物的生产来支援圣战，这是中央和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也是满洲人民应负的义务”，要求“在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谷就是增加一粒子弹”。这样一来，原本相对富足的东北农村，迅速被搜刮得家徒四壁，年年冬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在伪满洲国时代，东北三省的中国农民基本等同于中世纪农奴。而中国矿工的待遇更是惨不忍睹——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就在东北地区开辟了不少矿山，雇佣中国劳动力进行开采，虽然工作环境恶劣，经常受到压榨，但好歹还是得要给矿工发薪水。可是，自从伪满洲国成立以来，就颁布了《劳动统制法》，从此不再付钱雇佣劳工，而是直接以“奉公”或“奉仕”为名，驱使东北人民到矿山和工地上无偿服徭役。这类强征的劳工一般按户籍摊派，不仅仅限于汉族平民，满族聚居地区也并无丝毫优待。
在伪满洲国时代的东北三省，每一座矿山都是一个恐怖的集中营，挤满了中国劳工的冤魂。日本和朝鲜监工的手段极为残酷，将中国劳工像牲口一样驱使对待。大量在矿山上病死、累死或工伤的劳工，根本得不到日本老板付费医治，就被推进万人坑埋葬，甚至往往是活埋！根据现代中国记者的调查，光在辽宁境内，有据可查的伪满洲国大规模万人坑就有34个，遇害的中国人至少在60万以上。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为在黑龙江省修建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东宁要塞，关东军在东北地区先后征用了十七万工人。等到工程完毕之后，日本关东军竟然将所有工人就地秘密杀死，以掩盖军事机密。
——如果说伪满洲国的中国农民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那么被强征到矿山和工地上的中国劳工，简直就是任凭打杀的古罗马帝国奴隶了！而且还是不用付钱购买的免费货色！
对于劳工的罢工抗议，日本当局的镇压策略也是残酷得令人齿冷——1940年，哈尔滨铁路工人因为不堪忍受苛待而罢工，在此次罢工平息下来之后，聚居着数千名朝鲜、中国和白俄铁路工人的傅家甸地区，却突然爆发伤寒病，很多人全家死绝……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惊骇地得知，这次伤寒病大流行居然是日军人工制造的！起因是日本的731部队在傅家甸地区的自来水里掺入了烈性伤寒菌，企图用病魔来惩戒罢工群众，但由于731部队投放病菌的技术不过关，导致此次瘟疫蔓延到了全城，让聚居在哈尔滨的十万日本人也深受其害，病死者甚多。一位日本记者气愤地要把这事给捅出去，竟然遭到关东军的暗杀。
至于所谓“在满洲国的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那大多是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为了弥补东北三省的劳动力不足，而从华北、山东等地强行抓到伪满洲国矿山里服役的劳工。如果这也能算移民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也能说：“……在南北战争之前，等着从非洲移民美国的黑人排成长龙……虽然他们是坐在贩奴船里戴着手铐脚镣过来的，并且一下船就要被烫上烙印……”
然后，在伪满洲国的城市里，中国人也不得不过着异常屈辱的生活，在此仅列举以下几项——首先，学校和公开场合都要求说日语，或者现在已经废弃的“协和语”（汉语和日语杂糅起来的一种诡异语言），不会说的人就要挨揍；其次，在政府和教育机构里，日本官员不仅掌握着实际权力，薪水也是同级中国官员的三倍到十倍；最后，也是最让人诟病的一条：中国人禁止吃大米和白面，否则就是经济犯！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伪满洲国掠夺粮食，日本人一直在尽量压缩伪满洲国本地的粮食消费量，以便于从中国人的嘴边夺食。为此，伪满洲国法律明确规定：大米、白面等细粮，均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朝鲜族算是日本籍的半岛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而满人、蒙古人、汉人这些劣等民族则严禁食用大米和白面。只有极少数位高权重的大汉奸和伪满皇室，才能享受特殊待遇，每月分到几公斤的大米……
但问题是，按照伪满洲国制订的配给标准，能够合法分到大米的“劣等民族”实在是少之又少，居然连伪满的警察局长都不够资格，普通富人更不用说。至于种植这些大米的东北农民，按照法律更是连一粒米饭都吃不上。而满洲开拓团的日本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
（为了给伪满洲国歌功颂德，有些“公知”胡说什么东北原本不产大米，都是日本人带来了稻种，才让东北开始出现了水稻种植，所以东北大米特供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早在唐朝的时候，渤海国靺鞨人就已经开始在东北种植水稻。虽然之后由于气候变迁等原因，东北的水稻一度消失，但最迟到清朝后期，辽东地区就已经再次恢复了水稻种植，譬如著名的盘锦大米，在20世纪初期就享誉海内了。）
面粉对中国人来说也成了奢侈品，只有在象春节和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每人配给一斤而已。
这样一来，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中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常严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中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搭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确实，正如某些“专家”们描述的那样，本土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资源丰富的东北三省之后，为支持其进一步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两代张大帅建设的工业基础上，对东北地区强制推行“产业开发”政策，客观上使东北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也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43年，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87%左右，钢材占93%，电力占78%；全区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日本人还在伪满洲国兴办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企业——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当时东北亚最大最先进的综合研究所——满铁中央实验所等等。而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城市建设，确实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但问题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搞的这一切建设成就，难道会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吗？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当时日本在伪满洲国兴办了很多高等学校，貌似是在发展伪满洲国的教育事业，每年还有很多优秀学生被送到日本东京去留学……但你知道读这些大学的都是什么人呢？
——当时的满洲各所大学，教师90%以上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学生通常有一半左右是日本侨民，剩下的也以朝鲜人居多，中国人的数量总是最少。如在奉天农业大学，日本学生占40%；在奉天工业大学，中国学生比例仅为10%。而在专门培养高层官吏和殖民统治骨干的大同学院，招收学生都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朝鲜人加起来只占一个零头……由此可见，这些学院根本就不是针对中国人开办的。正如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从来都不是印第安人的学院一样。
而且，日本在很早就有迁都东北的计划，到了战争末期又被再一次提起，甚至准备把天皇、政府和军队全都从本土迁移到东北，进行最后的顽抗……现在你们知道这座“新京”是为谁修筑的了吧！
事实上，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计划一直很明确，就是大量移民、抢占土地，改变东北的民族成分，最后把这里变成一个“新日本”。而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东北人，要么被活活折磨到死，要么驱逐进荒山野岭，或者赶到山海关内去……基本上就跟西班牙人、美国人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策略如出一辙。
——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早已是响当当的世界霸主，华尔街的金融家更是掌控着全球的经济，但蜷缩在保留区内的那些美国印第安人，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吗？犹太人也将他们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设得很好，各种经济数值都相当漂亮，但巴勒斯坦人因此拿到任何好处了吗？
正如同华尔街的辉煌与印第安人无关，以色列的强盛也不会让巴勒斯坦人自豪一样，伪满洲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样和中国人的利益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只要看一看抚顺煤矿万人坑的累累尸骨，就知道伪满洲国的这些工业，都是在日本人的刺刀和大棒之下，用无数中国劳工的血泪建造而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伪满洲国工业的发展，都仅仅是一种掠夺式的的战时畸形经济，其过程凝结着千百万东北人民的苦难；而其结果也只是给日本的侵略提供了物质支持而已。与其讨论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给中国人做出了多少贡献，倒不如说是完全相反——伪满洲国的工业越发展，********的灾难越深重！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可不必对伪满洲国的这些工业成就，感到什么兴奋和骄傲。
有人说，日本人的各种****，只是因为统治尚未确立的缘故，只要时间长了，手段自然会缓和下来。
但问题是，美国人统治北美这么多年，对待印第安人手软过吗？西进运动搞了整整一百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也整整持续了一百年。而加拿大更是不得了，到现在还不承认境内很多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并且对当地原住民滥用暴力，逼得卑诗省的印第安酋长向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哭诉求助。接下来，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加拿大政府更是摆出一副无赖嘴脸，说什么“众所周知，我国是民主国家，联合国不可以用人权问题指责民主国家，而是只能去指责伊朗和叙利亚之类的独裁国家。故而对此指责，我国深表不解……”
——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说，“民主国家”还真是一张万能的护身符啊，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只要高喊几声“大日本帝国是民主国家”，那些万人坑、大屠杀和人体实验，就统统都不受指责了。而希特勒也只要声明德国是民主国家（希特勒还真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接下来对待犹太人就可以爱怎么杀就怎么杀了……
总之，把希望都寄托在凶残侵略者的仁慈之上，原本就是自欺欺人的汉奸思想。
另外，就像汉奸汪精卫等人建立的伪政权，即使冠以“中国”字样，也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一样。伪满洲国虽然有个满清的末代皇帝当幌子，实质上也并非满族人自己的独立国家，更代表不了满族人的利益。
在这个实为傀儡政权的“满洲国”内，东北的满族同胞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和同盟军，而是同样承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以著名的抚顺平顶山惨案为例，三千名遇害的中国人就有80％是满族。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十四年战争史上，满族同胞也前赴后继地揭竿而起，投身抗日救亡大业，与凶残的日寇展开殊死较量——例如“七七事变”之中战死北平的佟麟阁将军，抗战时期知名空军飞行员高志航，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和相当一部分骨干成员，就都是满族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出身镶红旗的满族将领邓铁梅，带着上万名满汉各族同胞投身沙场，在东北跟日寇血战到了最后一刻。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就称赞他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甚至就连川岛芳子的弟弟，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红色贝勒”爱新觉罗。宪东，也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地下组织，并且在满清贵胄之中发展出一个规模惊人的情报网。
——在清王朝诞生和起源的伪满洲国版图上，当地的满族民众竟然会殊死反抗他们过去的皇帝，而不是衷心拥护爱新觉罗。溥仪陛下重新复辟登基，这在满清王朝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个连满族人都要拼死造反的“满洲国”，不仅是中国的叛逆，也代表不了满族人的利益。
就连溥仪皇帝本人，到最后也已是对日本人满腔悲愤，甚至暗中支持满清贵胄去联络抗日武装。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在转型发展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并且随之出现了失业、萧条等社会问题，让东北人对党和国家有些不满和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发展到要给伪满洲国翻案，给日本侵略者张目的地步，硬是把这个犹如人间地狱一般的殖民政权，说成是什么经济繁荣、政治廉洁、人民幸福、文明进步的“发达国家”……那可就实在太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说，一个热爱伪满洲国的东北人，简直就如同崇拜希特勒的犹太人一样不可思议，只能说是受虐狂之中的受虐狂了。
我一直感到很费解的是，如今有些人，包括某些自诩“理性”、“客观”的学者教授，他们总是口口声声地说着“大爱”、“宽恕”，他们不断地要求人们宽恕那些曾经给我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者，甚至对他们百般赞美和歌颂、不顾一切地把他们吹捧成天使，而把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贬低为罪人。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竭力反对民族团结，制造谣言，挑拨国内各个民族、省份之间的关系，看不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爱和宽恕！同时，他们还对自己的同胞大扣帽子，凡是不赞同他们的人，就栽赃诬陷，统统污蔑成“愤青”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这样的人，究竟还有什么“大爱”、“宽恕”可言呢？
古人有云：“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由此可见，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朋友，才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可这些人却狂热地仇视着自己的同胞，并且更加狂热地歌颂着凶残的侵略者！这样的人还自称什么“理性”，实在让人费解。
当然，我也不是不能明白，在他们的眼里，自从有了共产党之后，中国社会就愚昧落后了，中国文化就毁灭了，中国经济就崩溃了，中国老百姓就不自由了。这些人的根本观念就是：凡是中国大陆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凡是中国共产党做过事情的都是邪恶的，凡是中国取得的成绩都是耻辱！
相反，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无论是美国、国民党甚至日本人，就统统是文明和正义的！至于二战时期的美国和日本这一对死敌，究竟该如何同时代表着文明与正义，就天晓得他们是怎么理解的了。
譬如，有位台湾人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道：“……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满洲国是一个分裂出去的怪物。但对于满洲国的人民来讲，在日本的科学指导之下，保持分裂状态肯定比现在繁荣上不止五倍，至少不会遭受1949年以后某个愚昧政权的一系列迫害和屠杀，内地的汉人还会拼命往满洲国偷渡……”
对于这样的荒谬言辞，我已经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不知当这位仁兄穿越到伪满洲国，被逼着说不伦不类的“协和语”，住着地狱般的“集团部落”，用橡子面充饥，然后因为偷吃大米而沦为经济犯，最终在某个矿山上负了工伤干不动活，被日本老板下令活埋的时候，会不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总之，如果说某人歌颂国民党的统治，我们还可以理解为阶级立场和小资情调的问题的话，那么假如有人居然去歌颂日寇铁蹄之下的伪满洲国，我们就只能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