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是，从此之后，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一纸又一纸的空文。
这时，锐意改革的郑孝胥采纳了一个官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却不曾想，宫中这些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一下子断绝供品之咱，就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
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才刚刚烧出来，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了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的语言同样杀气腾腾：“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
溥仪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的鼓励下，郑孝胥、庄士敦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知道遇到了硬茬儿，上下对此二人恨之入骨，决心不择手段扳倒他们。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
很快，内务府的还击见了真章。
民国国会里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非常直白，除了直指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更加要命的是，指责中还有一条，那就是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可是，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已经是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
而这些舆论，也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国会提的这些责难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此前不久，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以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正在这时，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而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内务府大臣绍英，也时也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
“内忧外患”之间，“群情震动”之中，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回到了不显山不露水的绍英手里。
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终于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一代帝王，从此开些漂泊生涯，那些内务府的大小官员们，拿着狠捞特捞来的钱，各奔东西了。
这件事情，到了后面还有一个花絮。
那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退了位又当了日本人傀儡的溥仪，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犯，最后被特赦。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当年的小皇帝，在心里一直放不下，对那个一直“沿袭旧制”的内务府痛恨不已。
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内务府的掣肘，大清朝不至于亡。退一万步说，至少退位后的小皇朝可以得以保存，即使不能“东山再起”，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
……
所以，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董清明这些人不会像内务府那么恶，他们也未必去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他们的心中，认为“遵从规矩”比“服从命令”重要，即便这个规矩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很可笑。
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处理，变得一下子重要起来。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说的是处理问题的不同方面，也是不同境界。
如果说刚才唐卡在会议室外指挥打的那一场胜仗是举重若轻，看似轻描淡写之间解决了火鸡这个心腹大患。那么，眼下这个拿文件的事情就是举轻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