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选口中的“霍去病之法”，其实在霍去病短短一生中的光辉战绩中非常重要。
这就需要懂一些历史的人才知道其中奥妙了。
其实，霍去病的取胜之道，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善用骑兵。汉武帝时，经过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力推，兵种由车骑并行转向以骑兵为主，甚至完全由骑兵取代车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而霍去病对骑兵的运用，几乎达到了极致，他的突袭战法，看重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
而第二点，是霍去病善用匈奴裔武人。说白了，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一点，与后来统一全国的忽必烈有着相同之处。忽必烈大量使用汉相汉将，所以宋朝很快被灭亡。
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霍去病，就有这样的先进战术思想。尤其是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竟然舍弃倾一国之力准备的物资而不用，反常地取食于敌，在漠北补充军需物资。从而最大程度地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也缓解了汉朝国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从零星记录中可以得知，霍去病的军中，确实有一批匈奴裔精锐，他们或单独成军，或分散各处，使得霍去病每每看似“孤军深入”，却总能千里奇袭，大获成功。
王亦选对唐卡所说的“霍去病之法”，说的就是这个。
一直到后来，唐卡才知道王亦选总结“霍去病之法”的妙用。与当地深度融合，甚至为我所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一来，就让高平川的第二条“陷而害之”之法没了根基，反而在很多方面被王亦选“反陷”，抓住很多把柄和痛处。
而高平川最为得意的第一条“退而还之”之法，因为在西京和西康本土失了先机，也就是每次想找人散布王亦选的谣言，都被王亦选事先探知，作了防备。再加上路老爷子坐镇中枢，根本不为所动，高平川也就一直没能得逞。
害人终害己，没能得逞的高平川，终于因为作恶多端而东窗事发，被中央纪委严查，最后曝出贪腐三点五个亿、情妇六十多个、私生子十来个的丑闻，整个西康官场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但是，安然于地震之外的，王亦选算一个，不但没有受到牵连，还因为斗争有功更加得到中央和新省委的信任。所以，这几年肃清高平川流毒之后，王亦选晋升省委常委或副省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福兮祸兮，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开始，王亦选处于绝对的劣势。整个西京甚至西康，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这个不受省委书记待见的市委书记能干得长久。这时的王亦选，脑袋上隐隐约约藏着一个大大的“祸”字。
可是，王亦选就是不信邪，身正不怕影子歪，以下犯上，硬是把这个无法无天的高平川拉下了马。而且在整个西康官场大动荡中安然无恙，甚至逆流而上。光是这一点，就不得不让人佩服。这时候，大家再看“逆袭反转”的王亦选，脑袋上已经明明白白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
对于王亦选来说，并没有把这些众人眼中的“福”与“祸”放在心上。这位立足于“霍去病之法”的市委书记，考虑的是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高平川，就能把整个西康省折腾成这样？
虽说现在是一把手负责制，但是民主化进程的潮流不可逆，绝不能让不受监督的权力打着“一把手负责制”的旗号愈演愈烈。
基于此，王亦选在扳倒高平川之后的这几年里，提出了法治城市建设的理念。
应该说，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在中央明确“全面依法治国”之前，所以，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也正是因为这一观念的提出，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就连路老爷子，对此也很是赞赏，称王亦选在西京市委书记任上与西康省委书记高平川所作的斗争，让西康的法治建设前进了至少十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观念对于中央下定决心推开“全国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方略，也是极有裨益的。
这一点，唐卡深信不疑，他自己也是后半段的亲历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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