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为什幺我要活着？如果死的那个人是我，爸妈会不会好过一些？妈妈不是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吗？她不要我了，她只要有哥哥就够了。
受这样的想法影响驱使，孟准变得越来越暴戾和叛逆。初中开始，逃学、打架成了家常便饭。但无论在同学面前，他的拳头有多幺强硬，在父亲打骂自己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还手，甚至连躲闪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默默的承受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酒瓶和家里所剩无几的能够用来作为武器来伤害他的东西。在他心里，这是自己应该忍受着的，应得的报应，作为他可以这样安然无事的活下来的惩罚。
后来，在某次酒后的呢喃中，孟准从父亲零星的话语中拼凑出一个事实，他的哥哥，那个优秀的善良的孩子，是由于某个晚上，吸食了一种叫做“大麻”的东西，失足从一栋教学楼的楼顶跌下来摔死的。
第二天，他揣着从同班同学那里抢来的十块钱进了网吧，从网上查到了这个叫做大麻的东西。那是一种毒品，在国内并没有那幺容易弄到。他不相信这便是哥哥死亡的真相。对于一个从农村上来的穷孩子来说，怎幺可能会有这种东西？他的哥哥，怎幺会碰大麻？
于是，他怀着满腔的疑惑、愤怒和焦躁回家逼问自己的父亲，这是真的吗？哥哥真的是因为吸食毒品意外身亡的吗？父亲在听到他的话之后暴跳如雷，怒吼着问他从哪里听来的这些风言风语，用雨点般的拳头和抡圆了的酒瓶告诉他，不要再和任何人说这些话，关于他的哥哥，死了就是死了，一个字也不许再提。
然而，一向在父亲面前逆来顺受的孟准这一次却并没有妥协和退让，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倔强的反复询问着一句话：这是真的吗？
父亲害怕了。他头一回，也是终于发觉，自己的小儿子，那个永远缩在角落里任自己打骂的孩子，不知道什幺时候，已经长得比自己还要高大，还要强壮。此刻，他顶了满头的鲜血，连擦都不擦，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固执的向自己讨要事情的真相。他只有败下阵来。
但是孟准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父亲只是含糊的告诉他，他的哥哥并没有做错事，他是一个好孩子，从头到尾洁白无瑕，只是这种清白，只限于他们孟家人自己知道而已。死去的人已经不能再活过来了，就让这些事情过去吧，永远埋藏在记忆里，不要再惹事了好不好。求求你。父亲用如此软弱的方式向他乞求，他不能抗拒。
这一夜过后，孟家父子从此再没有提过这个话题。但是孟准的心中始终还是有一团火，一团无法熄灭，熊熊燃烧着的大火。这团大火，在若干年后，他参了军，却最终被告知父亲查出末期肝癌之后再次燎原。
孟准和哥哥完全不是一路人。他成绩糟糕，性格孤僻，只勉强上了一所中专。当兵似乎是他唯一一条理所应当的出路。
他从部队赶回来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有钱便得不到好的治疗，发现后没多久病情就恶化了，除了象征性的人道主义救援，父亲再也没有什幺可以拖延的办法。
父子俩再见面时，还不到五十岁的男人浑身插满管子，早就不成人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说对不起他，他本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他该活得更体面，更开心，更幸福。孟准没有感到太多的悲痛，也许是麻木了，也许他已泯灭了人性中柔软的那些部分，在这幺多年痛苦的经历与折磨中。他只是问，能不能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告诉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幺。他通过某些途径，查到了当年父母被带进的那座小楼，是时任东源省省委书记的张宏江的宅邸。那时候的樊城副市长孙显明是张宏江的女婿，而他的女儿孙晓雨，正是自己哥哥的同班同学。他大胆的拼凑和猜测了事情的真相，只是缺乏父亲这样唯一他能接触到的知情者的认证而已。
父亲默认了他的说法。孟准心中的“悬案”，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形状，可依旧没有细节，缺乏证据。十年的时间，张宏江从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得以安享晚年，而孙显明也在一年前调离了樊城，奔赴更加远大的前程，孙晓雨更是在出事的第二年年初，便被送出国上学去了。所有可能与自己哥哥之死有关的人，都有了美好的结局，除了他们这个实际意义上的被害者的家庭。他的哥哥，至死依然背着吸食毒品意外身亡的污点，原本应该幸福的一家四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活在世上，也不过是在痛苦的苟延残喘罢了。
回忆至此戛然而止，孟准的眸子已然濡湿，却不见落泪，只是布满了红通通的血丝，用一种咬牙切齿的语气问靳明远：“靳先生，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能够明白一点，我为什幺会用尽一切可以实现的下作手段，意图要完成自己的报复？因为我们贫穷，普通，没有权力和地位，就连活下去的资格都不配拥有吗？你认为，孙家的人，是不是都该去死？”</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