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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早就打算在张家沟建所私熟,给村里孩童启蒙。做为私塾的校舍都已经建的差不多了,过完年就能招生入学。
在隋朝一统南北之后,已经很重视学校的建设,在隋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中央有国子寺,下设五学。另外大理寺中,也有律博士和学生,专门教授律法,太常寺下的太医署,则有医学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等,教授专门的学生。
秘书省下的太史曹,也设有天文、历法、漏刻博士等,教授专门学生。
而在地方上,州县也都有设立州学县学,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学校更多,讲诵不绝。
隋时也涌出不少有名的大儒,开庐讲学,甚至学生多达数千人听讲的。例如死后被学生们私谥为文中子的王通,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钻研孔子六经,做续六经,门下弟子后来遍及武德、贞观朝堂。
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甚至据说房玄龄和魏征、李靖等也曾经在王通草庐听过讲。
而许多士族名门,更是有着自己的宗学。他们的家学渊源流长,收藏许多经典,名儒辈出。
杨广继位之后,更是大力发展教育。只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隋末战乱起。
世路末夷,学校尽废。
到了眼下唐初,除了中央的国子学恢复外,许多地方上的州县学并未恢复,民间多是靠家学私学教书授道。
宁民县有所县学,但学校条件很简陋,能收的学生很少。一些地方豪强地主,都是凑钱建私塾。
张超的私塾还在刚建时,就引得许多乡民们围观了。
读书,那还是极少人才有的机会,就连一般的小地主都难有门路,更别说普通的乡民农人了。谁都知道,读了书,就不再是睁眼瞎,读了书,就有机会改变身份。到了后世十年代,许多乡村,出一个大学生,都是极了不得的事情,得办酒席,甚至全村的人给凑学费送上学的,全村人都感到光荣。
可想读书,却又是何其难也。
在私学家学盛行,官学不昌的这个时代,想到那些大族建立的私熟家学里去附学读书,起码得是沾亲带故才行,要不然你就得很有钱,否则根本没这机会。
况且,供个孩子读书的成本可是非常高的,甚至不比让孩子学武便宜。随便一本书,可能就得几千钱了,买沓纸,都是几百钱,文房四宝一套,更不便宜。
家里没个百把亩田,是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书的开销的。何况,上学还得给老师束脩。
总之,如张超这样的一地土豪地主,如果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读个书,倒是没什么问题,供养的起,也有门路能进入学校。但如张家沟的村民们,就难了。
崔莺莺提出要用入学资格,来换取那些跟张家签定了租佃契约的佃民们终结契约,把地交还给张家,张超都为她的这想法惊讶。
但很明显,这个想法真的很厉害,他相信,只要一公布,那些佃户绝对愿意放弃佃种张家的地,而来换取这样一个让子弟读书开眼的机会。
“不过他们也供不起啊。”红线在一边道。
张超笑了一下,“我们建私塾又不是为了赚钱,等私熟建起来,我们可以贴补一点,不收学生们的学费书费这些。”建私塾,这是相当于做善事,因此张超真没想过赚钱。
崔莺莺也觉得贴补一点没什么,能换回张家在外的其余一千来亩地,就非常划算了。收这些佃民的孩子读书,还能挣个名望。
张超起身,这厅里坐不下去了。
跟崔莺莺坐一起,有时总觉得她随时随地的都带着个小算盘,不停的算计着。哎,女人啊,就是喜欢算计。
把两千多亩地都收回来自己统一耕种,用庄奴和长短工,倒是效率高收益也高,可毕竟乡民们都是一直佃种着那些地的,现在全收了回来,还是有些不好。毕竟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啊。
出了门,闲逛一圈,到了马周的那个账房旧窑前,看到他正端了个摇摇椅在门前的莘树下看书。
莘树长的很茂盛,村民们的门前屋外都有栽树,大多数是门前载莘树,门后种桑,院里种枣,周围种柳。莘树是种腊的材料,桑树能养蚕,枣树能吃,柳树还能砍枝条编筐,总之就是处处充满着农村那种实用性。
不过没人在门前种桑,屋后种柳,俗话说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植柳。
“看什么书呢?”
张超问。
马周见张超过来,要起来认座。
“算了,你这就一张摇椅让给我,你也没的坐,我站坐就好。”
“看老子的道德经。”马周又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