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我们吃得很少，而且很快。安娜坐在扶手椅上，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做填空游戏。我整理着散乱在书桌上的纸张。奥德丽在房间里看着爱德华。爱德华一直在睡，睡得很深。我们不敢吵醒他。
半夜时分，奥德丽劝我们去睡觉：
“如果有什么事，我会叫醒你们的。”
“有什么处理不了的就让我们来做。”
“好，好，我答应你们。”
第二天早上，六左右，奥德丽叫醒了我们：
“孩子不好了……”
我赶紧跑过去，安娜惊跳起来，醒了。她坐在床沿，双手抱着脖子，不敢再动。
爱德华脸色发灰。他的上嘴唇又肿又紫。
“我试了一晚上，想让他吃东西……他不吃……他什么都不吃……”
“为什么你不叫醒我？……”
我责怪她，更怪自己相信了她向我所作的保证，三钟左右时睡着了。她一副痛苦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朝她笑了笑。再说……我又能怎么办？
我给安德华量了体温，三十六度。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不在，已经出诊了。母亲建议我马上请儿科医生来，并要我与她保持联系。
我打电话叫醒了医生，她说她会来的，但家里就她和她残疾的母亲在，她得等保姆到了以后才……
安娜走到我身边，我对她说：
“她现在正忙，但会尽快赶来。”
医生打电话过来：
“把孩子送过来……我在家里给他检查……请原谅，只能让你们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奥德丽马上行动起来，她一边哼着那首往往能使爱德华平静下来的爱尔兰摇篮曲，一边把他穿得暖暖的，还裹上了一张被单。安娜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劝她呆在家里。她出院还不到一个星期，而且，由于激动，她显得非常疲惫。她甚至连站都站不稳。她拥抱着孩子，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抚慰了他一会，然后把他交给奥德丽：
“孩子，早回来……早回来……”
她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