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换做其他病人。其实是很难如我这般，明确认知到自己正被施以一种浓烈而有针对性的手段，“尽量不让精神病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精神观察和治疗”是阮黎医生的治疗方案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过，实际情况中，不可能完美达到这种程度，在提问和观察环节。大喊“我没有病”而显得极为焦躁的病人，也遭遇过很多。不过，总体而言，阮黎医生所设计的治疗行为，都会尽量让病人不被“自己精神有毛病”这种想法限制住。
而我，并非是心理专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状态下，针对性去学习心理学知识，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内在因素，让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专家。而我面前的这位阮黎医生，则毫无疑问，是天生有才华，后天也非常努力，将自己所有的事业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行当中，且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独当一面的专家。
妄图掩饰自己，只会让自己的破绽更大，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在阮黎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即便我主观不认为，自己涉入厕所怪谈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会主动承认的，毕竟，这并不仅仅关于厕所怪谈这个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将会连锁到更大的层面上，例如：我过去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虚幻。这个结论只要下意识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我宁愿不去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实存在的事情，阮黎医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神秘”毫无经验，我也仍旧需要阮黎医生的帮助，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不会区分“神秘”和“日常”。
最终，我选择了将从厕所怪谈开始，之后经历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阮黎医生，就算是面对咲夜和八景的时候，也没有说得如此详细。我在阮黎医生这里是有“前科”的，关于“末日幻境”的情况，以及我与过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险，乃至于“病院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过去的日记”的方式，记录在文档中，而这份文档，在阮黎医生这里有拷贝，此时此刻，她正当着我的面，将这份档案拷贝调出来，参照这份“黑历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讲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思维的干扰，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去了解自己，纠正自己。
这种治疗方式，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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