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起大衣的领口，问：“同志，我们以前见过吗？”他的手震了一下，把绿色背包里的东西碰掉了，洒了满地。他蹲下身，有些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我忙帮他捡，他边说“不用不用”，边低头捡，有点手足无措的意味。偏长的鬓发遮盖了他的脸颊，但看他露在头发外面的尖尖的耳朵，却红彤彤的。真是个有趣的小伙子。
把东西塞进背包，他向我道谢，匆匆地转身要走，自始至终都低着头。我咳了几声，有些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他听到我的咳嗽声，跨出门口的时候偷偷喉头看了看我，才转身走。脚步声很轻，几乎听不见。
门开着，冷风夹带着雪花飘进来，我缩了缩脖子，又流鼻水了。我走过去关门，隔壁家的小孩子背着书包蹦跳着去上学，大声笑嚷着，一看到我，立刻就像吞了大便，闭了嘴，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我总以为孩子是天真的，至于长大后的种种劣迹，也只是环境使然，又或者是大人的唆使。
况且孩子们比那些自命是“进步青年”的人好得多，每每来访，就懒散地在椅子上堆坐着，唉声叹气，仿佛怀着“莫大不幸”。我只不过在《学理报》上就有关学潮的事发表了一些想法，那些食古不化的东西就开始攻击我了，说我反动，当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会儿都民国十一年了，那些人的脑子怎么就不能灵活一点啊。于是我干脆在屋里躲着，连大门都不出了，免得他们又指责我反动。
嗓子有些痒，我咳了几声，这感冒总不见好，自开春时候染了一场重感冒，痊愈之后身体就孱弱了。愣愣地看着地上越发厚重的雪，印刷局是不打算去了，免得传染给那些人，少不得又抨击一番。
爆竹声起，伴着厨房里的菜刀与砧板的碰撞声，烟囱冒出浓浓的炊烟。又是女人们忙于准备祭祀的时候了，杀鸡，宰鹅，女人们的手在水中浸得通红。往灶里塞把柴草，握着个火筒吹气，灶里的火便越发旺盛，架在上头的大锅盖不严实，不时传出肉香味。
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过年时老娘不甘落后于人，一大早就拿着把菜刀剁砧板，剁得当当声，还在灶上烧水，弄得像是在煮祭祀品一样。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好玩。虽然经常饿肚子，但那是我过得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了。
我关好门，在窗边的安乐椅上坐下，膝盖铺了张毯子。望着外头团团飞舞的雪花，萧瑟地落在地上，簪子就放在旁边，闪着刺眼的光。我闭上眼，想起那个女人，渐渐的，思绪飘远，与她的半生孽缘也联成一片了。
什么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屁话，要不是这些根深蒂固的毒瘤，可能我与她会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也不用受到这些煎熬了。入了苏家的赘，算是我的劫，她的占有欲太强，非常蛮横，我又是浪荡惯的人，不喜欢被人管。两个人自然冲突不断，每日吵架，吵得我筋疲力尽。
我与她的两个女儿都死于肺炎，这件事应该是我向她提出离婚的导火索罢。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接到女儿病重的消息时，我还在学堂里，等到赶回小镇，女儿们已奄奄一息。
但我实在看不惯他们镇上浓厚腐朽的风气。女儿都病得要死了，那女人还不肯送到医院去，说是信不过那些洋鬼子。那些装模做样的本家头脸人物指指点点，不让我带女儿去看医生。后来本家的人请来个老太婆，叫什么仙姑的，一进门就嚷嚷有鬼怪作祟，抹了些鸡血到房门上，围在女儿身边跳大，口里还念念有词，末了，将香灰倒清茶里去，灌进孩子的口中。我想阻止她，却被族丁抓得严实。
当天夜里，女儿们便咽了气。
在女儿下葬的时候，我与她爆发了婚后最大的一次争吵。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无论是女儿们的死，还是这场闹剧般的葬礼。任何东西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妥当得令人憎恶。每</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