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妮家里住到战争结束。”围巾被吹开了，普鲁登斯抓住末端，重新系好，塞进外套里，“那是一个充满婴儿哭声、马铃薯汤和碎布料的世界，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六个月，我和表兄利亚姆分享一个卧室。康妮姑妈最大的兴趣除了琢磨怎样利用有限的配给食材喂饱五个孩子，就是用各种布片给我们拼凑出衬衫和毛巾。她的丈夫，我的帕克姑父，在造船厂工作，修理驱逐舰——这工作当时是保密的，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普通木工，只是碰巧在码头上班而已。三年之后的春末，许多战舰在港口聚集，每隔几小时就有‘喷火’战斗机轰隆作响地飞过。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一户接一户地敲门，告诫我们留意陌生人，不准随意谈论船只和飞机的动向。不过我们唯一见到的陌生人就是海军基地里的美国兵，非常吵闹，还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但我还是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巧克力曲和糖果——巧克力！里弗斯先生，我们至少有四年没尝过这玩意了。夏天过后我们才意识到，集结在那里的船和飞机全都是参与诺曼底登陆的。”
前面出现了一个退潮形成的水坑，六七米长，深及小腿，一只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蟹在他们走近的时候飞快地逃跑，窜到一块卵石下面，消失不见。老人和记者慢吞吞地绕过水坑，石子在鞋底喀嚓作响。灯塔尚未出现在视野之内。
“1946年秋天，父亲回来了。坦白地说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他战死在欧洲了。我已经有七年没见过他了，连一封信也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多半也是，只是掩饰得比我好。他想念的是一个把他奉为英雄的八岁男孩，结果回来时见到的却是一个阴郁的青少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送到寄宿学校，而不是离家更近的那家中学。”
“生活似乎一度恢复了‘正常’，相对战时而言。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于是在政府提供的临时落脚处住了半年左右，爸爸重新在银行里找到工作，这才搬出了那个空荡荡的水泥盒子，租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我只有圣诞节才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爸爸一个人在那里。”
“1948年复活节，父亲到学校来看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卷发，穿了一件棕色披肩。爸爸说她的名字叫苏西，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工作，帮了他很多忙。苏西和她的女儿——我的继妹特里莎——已经搬进了我们的公寓里。他们打算夏天结婚，正在物色更大的房子。我对此没有意见，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和我父亲早就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了。”
“这几年里，你和卢瓦索先生就这样失去联络了吗？”记者问，跳上一块湿滑的礁石。
“他给我写过一两封信，然后就再没有收到了。我回到了伦敦，康妮姑妈和我的表亲们也搬了一次家，没有留下邮寄地址。”
“但你是知道他的地址的。”
“是的。”普鲁登斯心不在焉地回答，眺望着地平线，“这么说吧，我当时有别的事情要担心。新学校，两个新的家庭成员。看，里弗斯先生，灯塔。”
记者至少花了一分钟，才找到伫立在远处岩礁上的灯塔，浪拍打着礁石，溅起泡沫状的水花。和诺曼底海岸那些可爱的、专门用于吸引游人的塔楼不同，这个灯塔看起来荒僻而冷漠，连鲜艳的红漆都不能掩盖这一点。记者拉紧了外套，低下头，跟着普鲁登斯向灯塔走去。
——
1952年，牛津。
父亲把车停在离高街还有两个路口的地方，再次问哈利是否真的不需要帮忙。哈利再次重申不需要，把行李搬下去，道别，站在路边看着车开走。
写着地址的纸条在外套口袋里，但哈利已经把地址记熟了。首要问题是，他得知道自己此刻在哪里，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迷茫的新学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三次问路和两次路过同一条小巷之后，哈利总算找</br>
